〔浴血浴雪〕之二十六(中)六讲童长荣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8-01-06 来源:吉林和龙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 作者:杨成志 责编:赵秀芳 浏览次数:1083

〔浴血浴雪〕之二十六(中)六讲童长荣 

三讲:曲

两点之间直线最近,但曲线最美。

童长荣牺牲时年仅27岁,如果走直线按天数日子,一晃也就过去了;但童长荣却用一条优美的曲线,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延长到极致。

不过,本文要讲的“曲”,还有“曲”的另外一层意思,是曲折的“曲”,与坎坷有关。

1925年夏,童长荣入读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预科学校,仅用半年时间他就脱颖而出,考入东京帝国大学;并与东京的中共党组织取得联系,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童长荣被选为中共东京特别支部的领导成员,负责共青团工作。童长荣根据中共党组织的指示,在日本东京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团结广大旅日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侨,积极开展马列主义的宣传教育工作。同年底,童长荣发动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反对戴季陶(蒋介石的文胆,反共达人)赴日进行阴谋活动,打击了国民党反动势力。

1928年5月3日,日本军队在山东省济南市制造了令人发指的“济南惨案”,消息传到日本东京,旅日华人华侨和留学生纷纷走上街头,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日本侵略者制造“济南惨案”的反日爱国斗争。童长荣在这场反日爱国斗争中勇敢地走上最前线,他担任了“中国留日各界反日出兵大同盟”的理事,为反抗日本侵略中国而奔走呼号。

日本军警对发生在东京的反日活动进行了残酷镇压,童长荣等人被捕入狱,并遭受酷刑折磨,成为最早一批有文字记载的在日本国内入狱受刑的中共党员之一。最终,日本当局将童长荣关押拷打两个多月后,以宣传共产主义为罪名,将他驱离出境,从而结束了他在日本最高学府的求学之路。

1928年秋,童长荣离开读书三年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回国,在中共江苏省委安排下,到上海担任中共沪中(今黄浦)区委宣传委员和区委书记。这一年童长荣才21岁,但他却把参加革命以来的第一份实质性工作干得非常出色;特别是在成立“左联”工作方面,童长荣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童长荣具有良好的文学素养,被很多著名作家视为有潜质的文学青年,所以童长荣与当时国内文学艺术界很多重要作家艺术家都有良好互动关系,他本人也参加了文学团体太阳社。

这一年周恩来在莫斯科参加完中共六大回国途经沈阳,从任国桢那里看到了鲁迅写给任国桢的亲笔信,了解到一些青年作家写文章围攻鲁迅先生;周恩来回到上海后,便委派童长荣出面做太阳社、创造社等革命文学社团青年作家的工作,使大家终于达成谅解,最终把大家团结到一起,成立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左联)。

所以,夏衍先生于1980年4月18日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位被遗忘了的先行者》的文章,披露童长荣作为左翼文化运动的先行者,当年在上海鲜为人知的事迹,表达了对童长荣烈士的深切缅怀之情,这才让后人了解到童长荣在上海工作期间,还曾做出过如此令人称道的业绩。

1929年4月,童长荣受中共中央委派,以中央巡视员的身份前往已经被取消省委的河南省,帮助恢复、重建已经瘫痪的中共河南省委。童长荣来到河南省后,立刻着手恢复被破坏的党团组织,营救被捕的党员干部,开展工农运动。同年10月,在童长荣的积极努力下,重建了中共河南省委。

1930年3月,童长荣被中共中央任命为中共河南省委书记兼省委宣传部长。此后,童长荣深入农村广泛发动群众,迅速建立起农村革命根据地,为推进河南省农村的革命斗争做出重要贡献。但在这一年夏天,因受共产国际“左”倾错误理论和反右倾斗争影响,中共上层错误估计革命形势,推出了许多“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政策和决议。

当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秘书长的李立三同志掌握中央实际权力,所以他于6月11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期间,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这个决议案对于中国革命形势、性质和任务等问题提出一整套“左”倾错误主张,要求全国各地准备马上起义,并且制定出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主义计划。这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被称为“立三路线”,曾使中国革命事业遭到重大损失。

时年23岁的中共河南省委书记童长荣坚定不移地跟党走,完全按照“立三路线”开展本省工作,结果也就可想而知。因童长荣执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主张,不切实际地组织大规模游行示威,盲目发动全省各地武装暴动,过早地暴露了革命力量,造成河南省革命力量的严重损失。

童长荣自己也是这次“左”倾盲动路线的受害者,他在郑州被捕入狱,后经组织营救才得以脱险出狱,但童长荣已在狱中患上严重的肺结核病,健康受到极大伤害。出狱后,童长荣并没有考虑自己身体状况问题,而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又踏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1930年11月,童长荣调任中共河北省天津市委书记,当时天津市隶属于河北省,还不是直辖市,用现在的说法应该是降级使用,但童长荣并无怨言;他刚刚从郑州出狱,就立刻前往天津市委报到。

1930年11月1日,童长荣接到调往天津的通知,7日,童长荣进入天津市委工作;12月5日,童长荣正式接任天津市委书记;12月21日,童长荣当选为中共河北省委委员。

童长荣到天津后,下基层搞调查,了解群众疾苦,掌握了大量的社情民意,当年11月底和12月初,童长荣在党刊《北方红旗》上连续发表两篇关于天津纱厂工人斗争情况的调研文章。

1931年初,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中共中央纠正了“左”倾盲动的“立三路线”。然而这次“纠正”,似乎只是为了“纠正”而“纠正”,由于中央某些领导人的出发点和立足点不正确,在“纠正”“立三路线”的同时是,又随之推出了以王明为代表的“王明路线”;而“王明路线”的实质,就是另一种模式的“左”倾机会主义,是一切看苏联人的脸色行事,以苏联利益为重,听从苏联指挥棒的教条主义,导致中国共产党内出现更大的思想混乱。

王明生于1904年,安徽金寨县人,与童长荣是安徽老乡,比童长荣年长3岁。1925年王明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间结识了年仅24岁的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1901年生)。米夫主要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在苏联学界、政界有一定声誉,对中国的事情很有发言权。米夫26岁升任中山大学校长。当时,中山大学是培养中国共产党高级干部的摇篮。由于米夫担任校长时太过年轻,经验不足,孤僻骄傲,大多数中国学生都不喜欢他,只有王明等少数俄语说得比较流畅的人与他保持接触;后来王明等人都得到了米夫的信任。

1926年,王明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回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王明又追随米夫去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他在米夫的支持下,大搞宗派斗争,打击异已,逐渐取得政治上的优势。

1929年10月王明回国后,任《红旗》杂志编辑,多次发表媚苏亲苏文章。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借批“立三路线”,提出一个比“立三路线”更左的政治纲领,其主旨就是倾向亲苏。

1931年1月7日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王明入选中央政治局,很快又补入中央政治局常委,取得了中央领导权。

1931年6月,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被捕叛变,米夫以共产国际名义指定王明为中共中央代理书记。从此,王明在中共党内开始了第三次“左”倾错误的统治。

1931年9月,中共中央机关遭到破坏,王明随米夫去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行前指定年仅24岁,同样具有留苏背景的博古(秦邦宪)成立临时中央,负责中国共产党的全面工作,实际权力掌控在王明手中,也可以说掌控在苏联的米夫等人手中。

在遵义会议召开之前的三年时间里,博古忠实地执行着“王明路线”,同样给中国革命造成巨大损失。

虽然同样是“左”倾路线给中国命造成巨大损失,但李立三与王明的不同之处在于,李立三的“左”倾盲动冒险是不顾中国革命实际、急于求成,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极大损失,但李立三没有私心,其出发点没有恶意,他所做的一切不是为了给自己捞好处;而王明的“左”倾是为了迎合苏联人的喜好,为了谋取官职和私利,处处唯苏联人马首是瞻。

为配合苏联人的想法和意图,王明在制定中国共产党的政策时忽“左”忽右,完全不顾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及中华民族的命运;且由于有苏联人做后盾,使他在中共党内占统治地位长达数年,危害更大。

上述党史资料看似与本文无关,实则紧密相联,不把当时的一些国际背景和党内政治环境交待清楚(这也仅仅是简介),就不易理解童长荣的曲折与坎坷。

1930年12月5日,童长荣接任天津市委书记,一个月后,1931年的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王明逐渐取得了中央领导权,于是,凡有亲苏留苏背景的人大批得到重用。

1931年1月,以时任河北团省委书记曹策为首的一些人,在王明的支持和鼓动下,开始向童长荣这个留学日本并且是“立三路线”的执行者发起挑战,要求河北省委宣布停止童长荣天津市委书记、省委委员资格;他们大肆进行分裂党和分裂中央的活动,要求成立天津临时市委,并把曹策推为临时市委书记,拟将市委书记童长荣排斥掉。

1931年3月,中央决定派童长荣赴东北担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同年7月,大连市委降格为中共大连特别支部,童长荣改任特支书记。

在大连期间,童长荣化名张树华,继续任劳任怨地开展工作。童长荣按照他一贯的工作作风,脚踏实地的深入基层,发动群众,积极发展党员、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领导了三泰油坊、三菱油坊工人罢工,组织“五一”“五卅”等群众集会。

九一八事变后,他领导大连党员干部组织人民群众坚决开展抗日斗争;他向全市工人发出《敬工友书》,号召全市人民立即行动起来,同日本侵略者进行坚决斗争。

1931年11月,中共满洲省委又调童长荣到抗日斗争更尖锐复杂、环境更艰难困苦的东满(延边)地区,担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到延边后,克服语言不通(当地朝鲜族人口占70%以上)、生活环境和风俗习惯不同等重重困难,奋不顾身(不顾身患重病)地开展武装抗日斗争。

12月16日至26日,童长荣主持召开东满各县党团负责人联席会议(瓮声砬子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对九一八事变的各项决议和中共满洲省委的相关决议,讨论研究东满形势和任务;作出了中共东满特委要加强党对农民运动的领导,发动群众夺取武器,创建抗日游击队和建立各种反日群众组织等项决议,为东满各级党组织指明了工作方向,决定了东满地区后来抗日斗争的前途。

会后,童长荣领导特委其他成员落实“瓮声砬子会议”精神,以延吉县依兰区为中心,开展春荒斗争,并全面推行夺取敌人武器来武装自己的作法,在延(吉)、和(龙)、汪(清)、珲(春)等东满各县成立十余支区以上抗日游击队。

至此,在一年期间内,童长荣从关里到关外、从内地到边疆、从繁华都市到穷山僻壤,连续调换了三次工作岗位;但童长荣没有丝毫不满和抱怨,总是坚决服从组织安排,而且从来不计较职务高低,待遇好坏,真正做到了时刻听从党召唤。

童长荣到东满工作仅仅半年,因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被中共临时中央在“北方会议”上指责为执行王明路线不力而遭到免职;从上海新派来的中共满洲代理书记李实,一上任就坚决执行王明路线,大力推行打土豪分田地和建立苏维埃政权、武装保卫苏联等“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做法,致使东北地区的抗日运动遭受严重损失。

更为令人不可理喻的是,在长达一年多的时间里,童长荣领导的中共东满特委,竟然失去了与中共满洲省委的联系。童长荣因身体健康状况恶化,几次濒临死亡,向省委打报告请求派人来接替工作却一直不见回音,可以想像当时童长荣的处境是何等艰难坎坷。

后来终于盼到了上级领导的指示和下基层指导工作的各类巡视员,却是一连串的“左”倾机会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生搬硬套学苏联,让童长荣在领导中共东满特委工作时进退失据、左右为难。

四讲:正

“正”字五画,横平竖直。凡是有“正”字参与组词造句的,差不多都是称颂赞美的褒义词,如:正派、正气、正义等等。

童长荣短暂的一生,可以说是一个“正”字伴其始终。

1928年5月,童长荣已经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学习三年了,再有一年多他就可以学成回国,就可以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了。那时候,中国是崇洋媚外到巅峰极致的年代,只要出国留个洋,哪怕花钱买个“野鸡大学”的文凭,回国后都能轻松愉快地谋个一官半职。所以,好日子正在向童长荣招手,艰难一生的老母亲和依门苦等三年多的未婚妻也都快熬出头了。可是,就因为一个可是,就把这所有美好的愿望全部打碎了。

因为这一年的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山东济南制造了“济南惨案”。其时正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读书的童长荣胸怀正义之心,毫不犹豫地冲出教室,走上街头;童长荣组织和领导旅日留学生和华人华侨游行示威,抗议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声援多灾多难的祖国;然后就是被捕入狱,严刑拷打;再然后就是被“礼送”回国。

一个横平竖直的“正”字,让童长荣偏离了预定的人生轨迹,远离了锦衣玉食的安逸生活;从此后,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国家和民族,献给了他无限憧憬的共产主义事业。

事出偶然,却不突然。童长荣在日本东京奋臂一呼走上街头,绝不是心血来潮一时“糊涂”。自从1925年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三年来紧张的学习考试之余,童长荣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终于弄清了中国劳苦大众为什么会生活得那样艰辛无助。他决心要为普天下苦难同胞谋幸福,而不仅仅只是为自己的家人去奋斗;他要尽自已所能,为积贫积弱的祖国强盛复兴贡献一切,包括生命。他在日本东京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母亲大人:

好久没写信回家了,劳你老人们挂念,心实不能安,老人们或者以为我忘了家罢,其实我决不,我无日不想回去看看乡里的沧桑,家庭的状况,你老母的平安!

想回去而不回去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来回要百多元——春假了,还是欲归不得!

乡里的兵匪之乱,怕还未平静,这是不能平静的呵。在社会未变革,上下未颠倒以前——这不独是中国全世界都走到王叔常说的“大劫”的关头,但也是黑暗和光明的开晓。日本近日全国捕去了千多名革命者,但是劳农的反抗也就随着高涨起来,压不下去的。

我在求学之时,听到或看到这些事情,就常常不禁浩叹——我家为什么这样破落?你老人家年老了,为什么不能得到事(侍)养?我读书之年为什么没钱读书?怎样解决这样问题?

又听说广东东江和海南岛一带的小百姓全都赤化起来,田塍也废掉了,田契债据都毁掉了,生意也兴盛起来了——他们胆子真大呀,简直是无法无天!

在日本消息非常灵通,真是触目接耳心酸!

叩问金安!

荣儿三月二十日。

根据此信的内容来推断,这封信应该是写于1928年3月20日,也就是距五月三日“济南惨案”前一个半月左右的时候。从这封信中我们不难看出,童长荣此时已经不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读书郎了;他心系家乡、忧国忧民,向黑暗落后的旧中国发出了质疑之声,并对广东农民新兴的苏维埃政权充满了敬意。

他体内流淌的血液已经在升温,只需等待一个沸腾的理由。因此,当“济南惨案”的消息传到日本后,童长荣便瞬间爆发了;他要为中国人能够堂堂正正的挺起胸膛而摇旗呐喊,他要为中华民族能够重新屹立在世界东方而努力拼搏;至于个人和家庭的利益,他早已置之度外。

正因如此,在被“礼送”回国后,他连家都没顾得上去看一眼,就服从组织安排,在上海继续开展革命斗争。

当中共河南省委遭到破坏,中共中央又派他去河南省工作时,他二话不说,欣然受命。他的家乡安徽省湖东(今枞阳)县在长江北岸,与河南省相距并不遥远,也无长江天堑阻隔,可童长荣在河南省工作一年有余,竟没有回老家去走走看看,看看那两个在家里苦等着他回来的苦命女人——他的母亲和未婚妻。

因为他要做的事情太多,他已经无暇他顾,他已经把自己全部精力都用在革命工作上;因为他是一个共产党人,他要为自己认定的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当然,也是因为地下党组织的保密工作需要而不能随意探亲访友,甚至都不能写一封报安的家书。

1930年夏秋之际,李立三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周恩来去莫斯科),这个曾经力主南昌起义的热血青年,在全面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后认为,像苏联十月革命那样的历史机遇已经来临,便率领着全中国10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开始了夺取全国政权的“伟大”斗争。

1930年5月,蒋冯阎大战爆发。这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新军阀大战。实际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李立三认为革命时机已在全国范围内成熟,要趁热打铁革命才能成功;于是,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爆动、大起义,他要一口气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迅速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6月1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决议案,认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总的形势都表明中国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到我们的前面了”,并且“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而且还认为,中国革命一爆发,就有“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强调“没有工人阶级的罢工高潮,没有中心城市的武装暴动,决不能有一省与几省的胜利”;批评“以乡村包围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过去的游击战术必须根本的改过来”。

至此,全国范围的武装暴动热火朝天的开展起来。

李立三等制定了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攻打中心城市的计划,并要求各路红军“会师武汉”“饮马长江”。

8月初,李立三要求成立全国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把党、团和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各级行动委员会,停止了党、团、工会的正常活动,还要求蒙古出兵配合,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

童长荣这一年23岁,他被党中央描绘的这幅波澜壮阔的美好画卷和恢宏气势所激励振奋,他激情澎湃斗志昂扬,恨不能一天之内就砸碎万恶的旧社会。然后,童长荣全力以赴地投入到这场伟大的革命斗争中去。

这次“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在党内统治时间并不长,只有百日左右。9月24日,周恩来和翟秋白从莫斯科回国后,立即制止了这种错误作法;但是,中国共产党也为此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在国民党统治区内,许多地方党组织因为急于组织暴动而把原来的有限力量暴露出来,先后有11个省委机关遭到破坏,大城市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红军进攻大城市时也遭到很大损失。当然,童长荣也不出意外地在河南省被捕入狱。

这次被捕后,童长荣遭到酷刑折磨,但他坚守党的机密,绝不向敌人吐露一句口供,在保护了党组织机密的同时,也保护了自己。敌人在无确凿证据的情况下,对他一时难以定罪,与此同时,党组织又积极开展营救工作,最后通过当时在河南省主政的冯玉祥出面说话,童长荣才得以释放出狱。但是牢狱生活严重地损害了童长荣的身体健康,他原本就很虚弱的身体又染上了人见人怕的肺结核病,已经开始大口大口地咯血。

此时的童长荣,可以像盛季兰老师文章中写的那样有三条路供其选择:一是回到老家养病,与未婚妻完婚,过一段尽享天伦的美好生活,享受一段合情合理的安逸时光;二是去上海等大城市找医院治病,把病情控制住稳定好,再图以后;第三条路就是重新回到革命队伍中去,继续开展与国民党反动派的革命斗争。

毫无悬念,身为共产党人的童长荣,毅然决然地选择了第三条路:按照上级指示,他北上天津担任天津市委书记。

4个月后,童长荣又接受组织的安排,前往那1905年起就被日本侵略者占领着的“关东洲”(大连旅顺地区)。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见到上级党组织为何要派身患严重肺结核病的童长荣前往寒冷东北的理由,以当时童长荣的身体状况,即便不能在天津继续工作了,如需调动的话,也应是派童长荣去温暖湿润的江南地区才能对他的肺病治疗更为有利,哪怕是派他到大西南去也比派到冰天雪地的大东北要好。难道上级党组织就不为童长荣的身体健康问题做些考虑吗?但在当时的情境下,好像没有人去想那么多,只是一句“组织需要”就够了,根本不需要其他什么理由;因为“组织需要”本身就是一个最充分的理由。

那么上级党组织究竟需要童长荣到大连去做什么呢?笔者推测,组织需要童长荣去大连的最大理由就是他精通日语,有在日本留学的背景,可以更好地监视掌握日军动向。后来发生的事实可以证明,在九一八事变前,正因为国民政府及东北当局都缺少必要的警惕和准备,才导致一天丢沈阳、三天丢吉林,半年不到丢失东三省的悲剧发生。

而当时中共满洲省委则通过各地基层党组织反馈的日军异动情况,判断出日军有可能发动侵华战争,提早做好了反抗日本侵略的各项准备工作;所以才能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出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中共中央才能在随后的第二天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中共各级党的领导机关能够做出如此迅速的反应,正是与大连、沈阳及东满(延边)地区党组织及时向上级反馈日军动向的情报有关;而关东洲一带就是日本在中国最早的殖民地,那里是关东军的大本营,所以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派童长荣去大连的目的应该与此有关。当然这也只是推测而已。但不管什么理由,童长荣是又一次毫不犹豫地踏上了北上之路,来到了山海关外的辽东半岛。

1931年3月,九一八事变爆发前半年,童长荣担任了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大连上任后,充分发挥自己在白区工作的经验,组织各项活动,优先发展党员,了解当地社情和日军动向,带病坚守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使各项工作逐渐打开局面;但是,九一八事变又打乱了童长荣的平静生活,中共满洲省委一纸令下,省委书记罗登贤亲自点将,并在1931年11月末,在长白山北坡地区滴水成冰的酷寒天气里,把身患重病,咯血不止,正在医院住院的童长荣派到东满(延边)地区,担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

中共满洲省委第八任书记罗登贤被史学界称赞有加,几乎一致认为他是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后东北地区最出色的抗日领袖,后来名闻天下的各位抗日领袖如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等当时都是他的部下,所以他完全有资格被称为抗日领袖的领袖;可是在调派童长荣去东满一事上,却有很多人略有微词,认为他不该派重病缠身的童长荣去那么寒冷荒凉的边疆地区开展工作,以当时东满地区的医疗条件,童长荣就算不被打死、冻死也得病死,所以认为罗登贤派童长荣去东满工作不合情理、有违人性。

但是童长荣却没有多想,他是义无反顾地受命前往,因为他是共产党人,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就没想过要提出什么理由或条件。

那么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又为什么偏要派这么一位重病缠身的童长荣前往东满地区组织抗日武装,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呢?难道中共满洲省委再就无人可派了吗?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能够说明这是为什么。笔者不揣浅陋,再次大胆推测一下,认为可能是有这样两个因素,才导致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执意要派童长荣去东满(延边)地区开展武装抗日斗争的:

一是客观条件所决定。童长荣除了身体条件太差这一不利因素外,其他各项条件都是最佳人选。尤其童长荣的语言天赋,可以说在当时无人可比。东满地区由于历史形成的原因,朝鲜族人口占居大多数,当年统计朝鲜族在东满地区约占70%以上,如果不会朝鲜语,在东满地区开展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至少应该说不会有太大起色,这从前十年党在东北地区的工作经验中可以得到证实。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刚成立不久就开始派马骏等人在东北地区开展工作,传播马列主义,可是直到1928年才由中共满洲省委书记陈为人向东满(延边)地区派来第一位中共党员周东郊;除了东满地区荒凉偏僻交通不便外,语言关难过也是当时必须考虑的一大问题。

1928年2月,周东郊来延边地区开展建党工作,在此后近一年的时间里,周东郊直到被捕,他的活动范围也没离开过《民声报》社;其发展的党员也多是学校教员,并且是以北京香山慈幼院来延边教书的17名党员为骨干,在各学校建立的基层党支部。也就是说,周东郊并没有广泛深入地开展农村工作,更谈不上发展农村党员和从事武装斗争了;所以,在延边工作还不满一年的周东郊被捕入狱后,随即党组织就几乎瘫痪瓦解,各项党的工作陷于停顿状态。

而童长荣的语言天赋和学习能力却能很轻松地破解语言不通这一难题,这对于开展延边地区的农村工作实在太重要了;因为罗登贤派童长荣担任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其主要目的就是要童长荣去东满地区建立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就是要他深入到广大农村去开展工作,这可比在城市、工厂、学校建立党组织发展党员和宣传马列主义的难度要大多了。

况且不派童长荣去东满,当时也真就实在是无人可派;那时候杨靖宇和赵尚志正在沈阳蹲大狱或刚刚出狱(因各种说法口径不一),无法安排工作,周保中也是刚从苏联回国(或在回国的路上)。这三位后来著名的抗日领袖,都是从1932年4月以后才被罗登贤分别派到各地组织抗日武装的;如周保中是1932年4月去的宁安县,赵尚志是6月去的巴彦县,均比童长荣晚半年下基层,杨靖宇则更是整整比童长荣晚一年才到磐石县接手磐石游击队的;所以说童长荣是中国共产党内最早到农村组织领导抗日武装的高级干部,应是无可争议。

据汪清县的同志介绍,当年童长荣到延边后只用20天就学会了朝鲜语。由于这个说法并无文字记载,固不可全信;但如果说童长荣用两个月学会沟通交流用的日常会话类朝鲜语,应该是完全有可能的;因为童长荣有日语基础,而朝鲜语的语法及发音与日语有很多相通之处,就凭童长荣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预科学校只用半年时间就过了语言关,从而顺利地“转入东大”,他用两个月学会听讲朝鲜语一点都不令人称奇。

二是童长荣有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虽然这一年他才24岁,但已经有近10年的革命经历了;尤其在河南省工作的一年半时间,使童长荣受到过农村工作的锻炼,这是很难得的,这对童长荣在延边地区开展农村工作和组建抗日武装具有极大优势。通过在学校、城市、农村和文化战线工作的锤炼,童长荣已经是一位具有较高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多面手。更为关键的是,童长荣是一位坚定的马克主义者,他对共产主义信念忠贞不渝;把这样的同志派到一个全新的岗位上,能够很快打开局面,能让组织放心。

至于童长荣身体健康状况,只要童长荣自己不提出来,罗登贤是不会考虑那么多的。因为当时中共满洲省委机关刚被破坏,26岁的罗登贤以中共中央驻东北代表的身份到东北巡视没多久,正是刚刚临危受命担任中共满洲省委书记的非常时期;应该说初到东北的罗登贤对东北的各项工作和人事关系并不一定十分熟悉,可他对童长荣却肯定是非常熟悉。

1928年秋,21岁的童长荣被日本人“礼送”回国后,在江苏省委安排下,担任了上海沪中区委宣传委员和区委书记(当时上海市隶属于江苏省)。而稍后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的人就是23岁的罗登贤,他是童长荣的直接上级领导,所以罗登贤对童长荣知根知底,非常了解。

但他不一定知道童长荣身染重病,他应该也想不到,仅仅时隔三年之后,一个24岁的年轻人会得啥大病;当然,也许他知道童长荣身患疾病,但不一定知道病得那么厉害;或者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明明知道童长荣病得很厉害,但没有办法,找不出更合适的人选了,童长荣就是病得再严重,只要还有一口气,他也必须去东满;因为他们都有着共产党人的情怀和思维,这就不是一般普通人所能接受和理解的了。

而童长荣在接到“老领导”的命令后,则是毫不犹豫地奔向那更加寒冷艰苦的东满地区,因为他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不要说身患疾病,就是牺牲性命也会在所不惜。

当救亡图存、守土保民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首要任务后,这些忧国忧民的共产党人都清楚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多重。在如此紧要关头,个人的健康和生命已经无需过问;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共产党人,那些优秀中的优秀之人所展示给世人的浩然正气!

正哉  长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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