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一滴见品质 一生一世现精神——金寨籍将军张贤约的家风故事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8-03-14 来源:安徽省金寨县党史县志档案局 作者:胡遵远 李业坤 收集整理​ 责编:赵秀芳 浏览次数:510

张贤约,安徽省金寨县南溪镇人,开国中将。在红四方面军南下途中的绥崇丹懋、天芦名雅等战役、抗战时期的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的延安保卫战、沙家店、宜川等战役中,一路向前、所向披靡,是一位作战勇猛、战功赫赫的虎将。不仅如此,张贤约在“治家”方面也是“一把好手”,长期从后勤管理工作。


以情感人  拨乱反正

 1952年8月,张贤约接任西北军区后勤部部长职务。军区后勤部自1950年成立以来,经过两年的建设,各方面的工作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由于处于初创时期,西北军区进军边疆、剿匪、生产、稳定社会等各方面的任务十分繁重,后勤建设没有走上正常轨道。加上进城后一些干部的艰苦奋斗观念开始淡漠,贪图享受的风气逐步抬头,严重地影响了后勤工作的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对提高后勤人员的思想觉悟,抵制和纠正不良倾向,保持和发扬勤俭节约、艰苦奋斗、廉洁奉公等优良传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运动初期,打击面过大,方式方法上也有些过火和简单生硬,从而伤害了一些干部,影响了同志关系。因此,张贤约到任时,不少业务工作尚未恢复正常,人员思想也比较动荡,弥漫着猜忌、观望、戒备等消极情绪。他虽然集部长、政委于一身,大权在握,但心里很清楚,跳光杆舞是不行的,要把工作搞上去,必须群策群力,把后勤部人员的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

副部长夏耀堂在运动中被搞得焦头烂额,伤透了心,住院疗养时,用一只小提箱装上自己的全部家当,打算就此调走,再不踏进后勤部的大门。张贤约得知夏耀堂自红军时代就干司务长,是个“老后勤”,对业务十分熟悉,人也非常简朴正派,但却在运动中受了伤害,就主动到医院去看望他,恳切地希望他受得起委屈,留下来继续干。但夏耀堂去意已决,不为所动。张贤约就三天两头往医院跑,不但带去一些挂面、白糖、茶叶之类的食品,一见面就东拉西扯地和夏耀堂谈些后勤方面的事情。夏耀堂终于顶不住了,同爱人温振杰商量:“新来的张部长是个实在人,别让他再为难了,咱们回去吧!”于是两口子提着那只破旧的小皮箱,又回到了后勤部的院子。

“三反”运动结束后,各业务部门都缺人手,要求调进干部,但是,却有一批干部继续被挂在一边。张贤约感到奇怪:为什么自己的干部压在那里不用?为什么舍近求远?细了解才知道,虽然这些人的情况都已搞清,但由于里面夹杂着一些人事关系方面的矛盾,所以未被完全解脱,这些干部也是一肚子意见。张贤约认为事情不能久拖不决,把干部扔在一边就是对人家的不负责任。他决定把后勤部的干部用起来,不管是来自哪个山头,也不管运动中曾被打成什么“老虎”,只要问题搞清楚了,就要量才使用。这些干部很快重新任了职,怨气消了,工作更加积极主动了。张贤约对干部一视同仁、一碗水端平、惟才是举的公道正派作风,赢得了上下各级的充分信任,一度存在的相互猜疑、思想涣散的状况很快得到扭转,后勤部机关出现了团结稳定、积极向上的新气象。 张贤约在战争中养成了良好的战斗作风。这时,他最看不惯的,是后勤部门容易出现的那种松垮稀拉作风。为此,他下大力进行了专项教育整顿。他规定了严格的工作、学习、休息制度,要求上至部首长,下至每一个干部,都必须按时上下班,准时到会,严格执行请销假程序。


订规明矩   严肃纪律

西北的气候恶劣、土地贫瘠,部队的供给保障条件较差,生活一直比较艰苦。建国后进了城,不少干部的思想松了弦,不愿再过艰苦的生活,觉得该改善改善了。加上供应工作中存在粗放管理和大大咧咧的游击作风,因此,铺张浪费、大手大脚的现象一度比较严重。部机关小灶食堂负责接待来往的军队和地方领导人,餐厅的柜橱里,随时摆放着茅台酒、龙井茶、中华烟等高档消费品,不但就餐时随意享用,客人走的时候往往还要送一些,时间一长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三反”运动一来,这笔账成了问题,负责批钱的前任部长黎化南为此吃了不少苦头,具体办理的人员也一度被当成“老虎”。张贤约以此为鉴,多次教育大家要认真汲取经验教训,勤俭办事,厉行节约,严格执行接待制度,堵塞管理漏洞。生活一贯简朴的张贤约对自己要求更加严格,他从自己就餐的小灶入手,规定了明确的伙食标准,取消了饭菜以外的一切特殊供应。即使是接待他多年的老战友、新疆二十二兵团副政委饶正锡这样重要的客人吃饭,也不过加了两个炒菜。他的烟瘾很大,但都是自己掏钱买烟,会客室里的罐装香烟,除了会客之外,他从来不去抽。平时他和家人依然像在新疆一样分灶吃饭,他吃小灶,妻子杨益华吃中灶,孩子们吃大灶。

在张贤约的带动下,后勤部机关上下形成了公私分明、艰苦朴素的良好风气。一天,副部长夏耀堂正在办公,七八岁的儿子夏毅放学后来到他的办公室,看到办公桌上的笔筒里插满铅笔,不禁掏出来拿着玩。夏耀堂让他放回原处,他提出要用一支写作业,夏耀堂不答应,他就闹起来。夏耀堂无奈,只好掏出钱,叫通信员领着儿子上街另买了一支。


以身作则  铸造家风

张贤约的夫人杨益华既是一位革命者军人,又是一位贤妻良母。她一直跟随张贤约转战大西北,曾担任过机关的指导员、政治协理员等职务,虽没有直接在前线拼杀,却也为作战胜利做了许多辅助、保障性工作,跟随着丈夫过着居无定所的艰难生活。到了大西北,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杨益华的身体健康受到严重损害。1955年军队实行制度改革,杨益华与大多数女军人一起被安排复员退伍。杨益华因当时体弱多病,同时考虑到张贤约的工作繁忙,生活上需要有人照料,四个子女都还幼小,便没有再要求组织上另行分配工作,挑起了料理全家生活的重担。张贤约虽然是军队高级干部,工资不低,但家里人口多,又要经常接济亲友,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生活并不宽余。杨益华就精打细算、勤俭持家,把一家人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张贤约和夫人特别重视孩子们思想品行的培养和教育。家中有保姆,但孩子们的衣服必须自己洗,弟弟洗不好,姐姐帮助洗;家中有炊事员,但饭后孩子们必须自己洗碗筷;孩子们进城只能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从不许坐公家配的小汽车。久而久之,孩子们也就养成了习惯,不敢再作“非分”之想,在吃穿住行、言谈举止各个方面,都与工农子女一般无二,从没有流露过高于子女的“优越感”。

张贤约和杨益华自我约束很严,一向公私分明、廉洁奉公。他们每次搬家,只要属于公家配置的东西,大到沙发、地毯,小到窗帘、烟灰缸,总是全部留下,一件不少。在他们潜移默化的熏陶下,孩子们从小养成了勤劳俭朴、正直无私的思想品格。大女儿张阳阳上中学时,品学兼优,年年被评为优秀生。1962年总政组织人员对驻京部队高级干部在校子女的思想表现进行调查,张阳阳被列为表现突出者之一。时任总政副主任的徐立清得知后,专门给老战友张贤约打来电话,欣慰地说:咱们的孩子有出息!    

张贤约的正直与无私,使得子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从未沾过他的光。“文革”中后期,张贤约任总后勤部副部长,分管总后院校,1970年军医大学学员分配时,张贤约一位红军时期的老上级给他打电话,希望能将张贤约的女儿和他自己的女儿一起分到北京。没想到,张贤约丝毫不看情面,固执地坚持“先服从分配,以后有什么困难再说”。于是,大女儿张阳阳被分配到条件最艰苦的西藏军区,一直在那里工作了五年。张贤约是总后负责院校招生的最高首长,他也曾帮助一些受过迫害或有实际困难的老干部解决了子女上大学的问题,但对自己的子女却毫不通融,坚持让他们凭自己的努力去争取。结果,除大女儿“文革”前就以优异成绩考上军医大学外,其余一女二子在当时不正常的政治社会环境下,没有一个能上大学。对此,孩子们一直引为憾事,但是,他们清楚地记得:当时尚未恢复高考,上大学要靠推荐,而推荐往往要靠拉关系、走后门,没有人替你说话,你学习再好也没用,而自己又是不爱找关系、走后门的人,父亲倒是最“硬”的后台,却又不肯出面“打招呼”,连送来的人情都拒绝。既然如此,自己上不了大学也就不奇怪了。不过,他们遗憾归遗憾,但对父亲的正直与清廉不能不肃然起敬。

张贤约在总后工作期间,先后配过五任秘书。他们兢兢业业地工作,但无一人“近水楼台先得月”,与一般工作岗位相比,谁的职务也不曾得以破格或提前晋升,有的甚至在确定职务时比同资历的人还低了一级。许多年后,几位秘书谈起在张贤约身边工作的日子,都感到十分幸运、无怨无悔。“跟着老首长工作,学到了许多做人的道理,这比什么都宝贵。”担任张贤约最后一任秘书的孙兆昊代表大家这样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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