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在芦山时期的参谋机关和参谋长(一)钱壮飞的儿子钱江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8-05-28 责编:赵秀芳 浏览次数:104

红军的总部参谋建制,应当追溯至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这次起义的最高领导机构是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军事指挥机构是由周恩来、张国焘、贺龙、叶挺、刘伯承、朱德、蔡廷锴、聂荣臻等人组成的“军事参谋团”。刘伯承任参谋长。

从这个意义上,说刘伯承是我军历史上第一位总部参谋长,是有道理的。 

但在南昌起义的队伍里,我军总部参谋部的建制还相当模糊。参谋长刘伯承身边有几个年轻军官,负责传达命令、起草文件,乃至安排司令部的驻扎和开拔,他们执行的实际上就是参谋工作,却没有明确的“参谋”这个职务概念。当时,“副官”的概念要普遍得多。 

南昌起义的部队不久就被打散了,总部不复存在,刘伯承也离开了部队,辗转前往苏联学习军事。朱德和陈毅指挥一支经历了南昌起义的部队,约千余人,辗转来到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的队伍会合,成立红军第四军。第四军成立之初没有设参谋长。 

1928年10月,根据中共六大作出的军事决议案,重新成立了中共中央军事部,杨殷任部长。随后周恩来回到上海,接任部长。在中央军事部下,设立了“参谋科”,曾中生任“参谋长”。参谋科的任务是:“调查和统计革命与反革命的力量,搜集和制定军事地图、计划本党的一切军事工作,编制和训练本党一切武装力量,编译各种关于军事的小册子。”这个定义与现代高级军事指挥机构的参谋工作定义很接近,只是还没有战场指挥的职务概念。 

中央军委参谋科成立后,主要做一些文书资料方面的工作,编辑印制了《游击战争》、《武装暴动》、《市街战术》、《广州暴动的军事经验》等7种小册子,收集了一些地图。1929年10月,邝继勋接任参谋科长。后来,曾中生、邝继勋相继前往鄂豫皖苏区,担任红军军、师级指挥员,不幸先后被张国焘冤杀。 

参谋部在中央红军中诞生 

需要是一座培养人才的大课堂。战争规模和作战方式的变化,产生了对“参谋部”的需要,我军的高级参谋部在战争环境中迅速成长。 

1930年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红军的统一指挥机关,于5月间颁发了《中国工农红军编制草案》,规定在中央军委设立参谋部,在集团军以下设参谋处。可以认为,日后的解放军总参谋部,就是在“中央军委参谋部”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930年8月,红军一、三军团在湖南浏阳会师,成立了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朱云卿任参谋长、郭化若任参谋处长。这是我军总参谋部的雏形。这年冬天,红军进行第一次“反围剿”作战,参谋部处长郭化若根据红军首长的命令,于11月1日草拟了诱敌深入红军根据地待敌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此后又多次在作战中拟写命令,保证了指挥顺畅。 

朱云卿是第一位红军总部参谋长,他在职时间仅1年,于1931年5月作战后因病住院治疗,不久即逝世,年仅24岁。此后郭化若一度代理参谋长。从历史的角度看,朱云卿的知名度不够高,与当时参谋长在军队中的地位还不够高是有关系的。 

1931年在红军总部参谋部建设中有一桩重要的事——在参谋部统辖下组建了无线电队。原来,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红军全歼敌十八师师部和2个旅,活捉敌师长张辉瓒,还缴获了无线电台1部,俘虏无线电人员10人。经过红军的启发教育,这10人都参加了红军,其中王铮在两个月后就担任了无线电队队长,他和刘寅为我军的无线电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了这方面的高级首长。

红军无线电队一经建立,即在对部队的调度联络、侦察敌情方面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成为总部首长指挥军队的不可或缺的情报来源。原来,王铮等人非常熟悉国民党军队电台的呼号,而敌军由于轻视红军的知识构成,对无线电管理非常松懈,电台之间常用明码通话,这样方便了我军的无线电侦察。 

1931年5月,红军进行了第二次“反围剿”作战,缴获了六七部电台,其中还有1台100瓦的大电台,遂于5月底建立了无线电大队,冯文彬任政委。6月正式建立了无线电侦察台。从那时起,重视无线电技术侦察,成为红军总部乃至日后的解放军总参谋部建设的重要内容。1931年底,军委将无线电总队侦察台与红一方面军参谋部谍报科合并,组成总参谋部侦察科,由曾希圣负责。到1932年初,又将这个科改称“二局”即情报局,仍由曾希圣任局长。 

1931年11月,成立了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革军委),取消了红一方面军领导机构。在中革军委下设“总参谋部”,叶剑英任部长,下辖第一科(作战科),左权、张云逸先后任科长。几个月后的1932年初,总参作战科改称“作战局”,张云逸为局长。 

1932年6月,红一方面军领导机构恢复,叶剑英仍任参谋长。不久,周恩来、朱德拟制了新的红军司令部编制方案,改由刘伯承担任参谋长,叶剑英为副参谋长。在红军第二次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刘伯承和叶剑英交替担任中央红军的参谋长。 

在保持这个格局期间,红军总部参谋部的两个骨干部门——作战部和通讯部发展起来,成为红军指挥部中的常设机构。1933年9月,周恩来一度代理作战局局长,可见总参作战部已在战争中成为核心指挥机构。到1934年10月红军开始长征的时候,参谋部一局已经有70多人,加上二局等通讯部门,总人数超过200人。这时,叶剑英转任中央纵队司令员,参谋长又由刘伯承担任。 

在红军时期,总部参谋长已是常设职务。刘伯承、叶剑英任参谋长时间较长。但当时的红军总部参谋长,一般不称为“总参谋长”。这是因为中共领导下的红军主要活动在赣南苏区、鄂豫皖苏区、湘赣苏区,以及后来的陕甘苏区、川陕苏区,红军分为几个方面军各自战斗,实行武装割据。中央红军参谋长,实际上只是一方面军的参谋长,无法对其它根据地红军司令部行使职责。

在红军时期,参谋部和下属的作战局(一局)开始着手总结战争经验的工作。1933年,来到一局担任作战参谋的左权翻译了《苏联国内战争的教训》一书,发行1万册。这个数字相当可观。这年5月,参谋部一局局长张云逸的《战斗指挥研究的事项》一文在军委总部出版的军事期刊《红色战场》上发表,这是我军较早的一篇论述司令部指挥的论文。 

长征途中的发展和合、分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计实行战略转移,中央红军突破敌军包围离开赣南苏区。中央红军开始长征时,刘伯承是参谋长。

中央红军参谋部是最早参与拟制红军战略大转移计划的核心作战部门。一局于10月8日汇总统计了新组编的军力人数(含拟补充数),当时一军团19880人,三军团17805人,五军团12168人,八军团10922人,九军团11538人,军委纵队4693人,中央纵队9853人,总计86859人,马388匹。后来许多历史著述中记载中央红军出发时有8.6万人,即是引用的这个统计数字。

根据首长决定,长征前一局拟制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突围前部队集结位置图》,要求一方面军各军团按图集结,同时还拟制了《野战军由10月10日至20日行动日程表》,具体规定了各军团的逐日行军路线、任务、分界线和通信联络等。 

长征路上,军委总参谋部携带了从中央苏区转移出来的大量档案、地图。在行军途中,参谋人员紧张地传达命令、汇总各部队情况,拟制和印发行动日程表和路线图,搜集敌人追击和堵截红军的动态。这时的参谋部,已经成为总部首长掌握部队、摆脱追敌、指挥作战的得力部门。 

作战局下属的二局,即使在艰苦的长征中,也不断地破译敌军密码,获取重要情报。原来,从黄埔军校毕业的曾希圣在破译密码上具有过人的机智,到红军抵达陕北的时候,曾希圣累计破译敌军各种密码400余本,破译敌军重要电报100余份。这些被破译的电报,常常使红军指挥员如获神助。在红军四渡赤水的时候,正是二局破译的敌军高级指挥机关密电,为红军司令部提供了准确的情报,红军专打敌人薄弱处,写下战争史上精彩一页。...

1935年9月,红军总政委张国焘以种种借口不愿继续北上,要右路军再过草地南下。在关键时刻,毛泽东率右路军的一、三军团和军委总队继续北上。但是张国焘率左路军和原右路军一部掉头南下。 

与张国焘分道而行使红军参谋部也一分为二。此时已升任中央红军副参谋长兼一局局长的张云逸和一局负责人伍修权、聂鹤亭、边章五等率领参谋部(主要是一局)的一部分人员随毛泽东北上。原中央红军参谋部的大部分人员由刘伯承参谋长率领,跟随左路军南下,以红军总司令部一局的名义工作,局长先是曹李槐(曹里怀),后来是欧阳毅、周子昆。 

红军到达陕北后的参谋部建设 

由于张国焘率左路军掉头南下重走草地。中央红军兵员减员很大,1935年9月12日在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将红一方面军和军委纵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急速向北进发,到陕北建立根据地,终于完成了一方面军的长征。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恢复了红一方面军番号。次年,随同张国焘南下,在战斗中蒙受重大损失的左路红军又回头北上。1936年10月,红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8日,会师后的红军三个方面军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彭德怀任总指挥兼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这时彭德怀、刘伯承负责指挥的是三个方面军在河东的原部队。11月10日,中共中央命令河西部队组成西路军,由徐向前、陈昌浩指挥,沿河西走廊西征。西路军在后来的征战中损失严重,于1937年3月失败。 

1936年12月2日,红军总司令部在朱德、张国焘率领下到达陕西保安(今志丹县),与已到陕北的中革军委成员会合。12月7日,新的中革军委成立,毛泽东任主席,中革军委成员共7人。从这时起到抗日战争爆发,陕北红军的作战指挥主要由彭德怀领导的前敌总指挥部承担。12月9日,红军总部司令部重组,下辖4个局,周子昆为一局局长(周子昆不久调到新四军,张宗逊接任一局局长),曾希圣为二局局长,王诤为三局局长,王维舟为四局局长。 

进入1937年1月,红军在陕北站稳了脚跟,即恢复了红军大学。红军参谋部抽调许多骨干进入红大学习,一局局长周子昆担任了红大上级干部队(简称“上干队”)队长,原在参谋部的曹广化、王政柱、林蔼云(林海云)、高厚良、曾昭泰(曾美)、李继开、邓仕壮等人相继进入红大学习。他们中的多数人日后继续从事参谋工作。(红色思源网通讯员:吕国宾 搜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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