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来芦山之陈云向警卫员赵天元口述秘密出川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8-07-09 责编:赵秀芳 浏览次数:237

陈云的警卫员赵天元【1985年5月30日,星期四。中南海陈云住所】

今天晚上10时许,陈云看完文件和报纸。晚睡前,他跟我谈了一些往事,尤其是1935年秘密出川的事。听后,深感革命成功来之不易。

这段历史的背景情况是党希望尽快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

红军长征前,中共中央同远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之间的联系,主要是通过上海地下党组织,由于上海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使这一联系中断。而红军长征及遵义会议的情况,都需要尽快向共产国际汇报,以争取支持。因此,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决定陈云和潘汉年去上海恢复党的地下工作。张闻天通知潘汉年先行一步,设法打听上海有无同共产国际的联系。潘汉年受命后,从遵义启程,经香港到上海。因上海地下党遭到严重破坏,潘汉年重返香港,等待陈云。

1935年4月下旬,中央红军接近昆明时,曾安排陈云离队,准备经昆明去上海,但因故未走成。陈云重新折回长征队伍。

陈云离开长征队伍辗转到上海是泸定桥会议以后。1985年2月,陈云就泸定桥会议的史实问题,答复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泸定桥会议是红军夺取泸定桥的当天晚上即1935年5月31日,在过了泸定桥的一个地方(是房子里,不是在外面)召开的。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王稼祥和我,刘少奇、博古、刘伯承是否参加记不清了。会议主要决定了两件事:一是红军向北走雪山草地一线,避开人烟稠密地区;二是派我去上海恢复白区党的组织。会后,我离开长征队伍,在当地地下党组织的护送下,经成都、重庆到上海。”

陈云讲述的这段“出川”故事,大意如下:

1935年6月长柾到四川天全县灵关殿时,中央派我秘密前往上海去恢复白区的地下党组织。当时我离开红军队伍是绝对保密的,只有(毛)主席、朱老总、(周)总理、张闻天、王稼祥等几个中央领导知道,刘伯承亲笔写了两封信让我带着。临行前,我把机要文件都交给了组织,把蚊帐送给了张闻天。

从四川到上海一路都是国民党统治区。我去成都,打扮成商人,化名叫廖家駿,有个小学校长(席懋昭)陪着,事先预料会碰到国民党的小股部队,果然路上碰到了国民党的一个班,我就装着解手,混过去了。后来在教育局长家吃饭,只吃饭,不说话,因为教育局长的哥哥是国民党军的营长,我怕不是本地口音暴露了身份。

到了成都,我拿着刘伯承的亲笔信去找刘伯承的一个朋友,这个人是银行总经理。他问我姓什么,我说姓廖,开始他不敢接待,.我就吓唬他说:“那我去住旅馆。”他赶快说:“那怎么行?”我就住在了他那里。我让一个当差的去买两包“白金龙”香烟,给了他5块钱,找的零钱都不要了。那个当差的说:“廖先生很有钱”。又一个当差的问我:“廖先生,还有什么事要办吗?”我又给了他5块钱,让他去买点东西,剩的钱又归他了。晚上我去洗澡,警察见了都赶快给我打敬礼,因为我是总经理的客人。洗澡时我不敢让别人搓背,因为身上穿的是绸衫,可脚上有老厚的茧子,与身份不相符,怕暴露自己的身份。在成都住了一晚上,离开成都时,我要当差的给拿些信纸信封来,说要给总经理写信,然后,我把多余的印有他们银行名字的信纸信封都装起来带走了,以便日后有情况时好冒充他们银行的职员。到延安以后我给周恩来总理、邓颖超大姐①、刘伯承等人讲起这件事,他们都说当时要这信纸信封要得好。

从成都到了重庆,又拿着刘伯承的信去找刘伯承的弟弟。他是开药铺的。我找到了药铺,那里人说他不在,我说:“他不在我就到他家去找,那个人说:“你认识他家吗? ”我说:“怎么不认识,不就是爬十八层楼梯嘛。”刘伯承告诉了我他家的详细地址。说着我就去了他家。刘伯承的弟弟当时也在药铺,他赶快回家,一个劲地向我道歉:“实在对不起,刚才在铺里怠慢了你。”原来他以前上过当。我在他家住了个把星期。解放以后,刘伯承的弟弟问刘伯承:“廖家骏是什么人?”刘伯承告诉他:“就是陈云同志。”他说:“那么大的官呀!”那时,刘伯承的弟弟当了供销合作社主任。

我是半路长征,从屁股后头出来的。在重庆,刘伯承的弟弟给我买的船票。那个小学校长陪了我一路,并不知道我是谁,只知道我姓廖,是中央的大官。(红色思源网通讯员:吕国宾搜集整理)

 
站内信(0)     新对话(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