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林小城子高举抗日大旗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8-11-05 来源:吉林省汪清县老促会 作者:陈俊明 责编:赵秀芳 浏览次数:150

中国国民救国军总指挥王德林

东北民众反日救国会委任状

王德林,原名王林,1874年出生在山东省沂水(今沂南县)南乡北石庄。幼年时,他因家贫只念两年私垫即辍学给地主扛活。1894年他二十岁时,鲁南地区连年遭灾,为了生活,王德林含泪辞别双亲闯关东来到吉东山区,先后当过伐木工、烧炭窑工、筑路工。1895年俄帝攫取了东北满洲里到海参崴的中东铁路修筑权,王德林被募为筑路工。劳工生活,使他目睹了当时中国封建官吏的腐朽和沙俄的蛮横凶残,在心里深深埋下了民族仇恨的火种。到1903年愤于日俄两帝国主义角逐东北,清朝政府腐败无能,王德林毅然树起“排俄救国被逼为寇”的大旗,开始了绿林生涯。率队活跃在中东铁路沿线和松花江、乌苏里江畔,专门袭击沙俄车队、船队,劫俄商绑洋票。他严令部下不得损害老百姓一草一木,同时又用缴获的粮食财物赈济贫困百姓,深得群众拥护(本文撰写者幼年在故乡铜佛寺常听到对王德林的赞扬)。

1917年,王德林的举动引起日本人的关注。为了排挤沙俄在东北的势力,千方百计拉拢和引诱汉奸,日本人特派一名大佐军官藤田到王德林山寨以金钱武器为诱饵,劝诱王德林同日方合作,被王德林严辞拒绝。藤田垂头丧气地回去复命,没想到忙中出错,把一份窃取的东北边防密件丢在山上。王德林看到密件大吃一惊,方知日本人居心险恶。王德林沉思后说:“俺王德林虽说是一个草莽之人,可终究是中国人,不能眼瞅着日本人打东北的主意而不闻不问。”他连夜写了一封长信,差人连同日军丢失的密件送交旧吉林省督军孟恩远处。孟督军看完长信和密件深为王德林的爱国之心所感动,便请王德林下山议事。两人见面后,王德林慷慨陈词,纵谈保境安民之见,说得孟督军连连点头,暗生爱慕之心,便恳切劝王德林归顺。王德林见孟督军尚有民族自尊和爱国之心,便同意受招,遂率队下山,被委任为吉林军第一旅第三营营长。受招后三营的营房安扎在铜佛寺(今龙井市铜佛寺)镇东新建土院墙大院里。“九·一八”事变前三营调防到延吉后又调防到瓮声砬子(今安图县明月镇)驻防。从1917年以后数十年中,旧军队驻延吉部队的番号几经变动,但王德林营的番号始终未变,所以人们又称之为“老三营”。“九·一八”事变前,老三营隶属于延吉镇守使兼步兵第二十七旅旅长吉兴部的六七六团驻瓮声砬子。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王德林痛心祖国山河破碎,民族沦亡之辱,对1931年10月下旬吉林省防军二十七旅旅长兼延吉镇守使吉兴率部降日被任为延吉警备司令更为痛恨,广大官兵也个个义愤,强烈要求抗日救国。

1931年11月,日本侵略者吉(林)会(宁)铁路测量队来到瓮声砬子。l2月7日,日本敦图铁路测量段两个日本人登上瓮声砬子山顶,拿着望远镜四处了望,“三营”守在炮台上的两名士兵对此提出警告。他们非但不听,还要登上炮台进行测量。日本人蛮横不讲理,惹火了爱国士兵,哨兵请示值日班长史忠恒后奉命还击,一人一枪,两个日本人一命呜呼,这就是所谓“瓮声砬子事件”。事件发生后,中共东满特委就瓮声砬子事件发布《告民众书》和《告士兵书》,号召工农学商各界群众开展罢工罢市罢课游行示威,夺取武器进行武装反日斗争,号召士兵与群众联合起来,共同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事后日本驻龙井特务机关长河野满次郎向延吉警备司令部司令官吉兴提出威胁性质问。汉奸吉兴派参谋长到现场调查瓮声砬子事件,并与汉奸熙洽商定赔偿被击毙的日本人每人三千元“抚恤金” 。驻延吉的日本顾问等人也到瓮声砬于找三营王德林营长质问。王德林义正辞严地回答说:“炮台是我军重地不准任何人上去,这两个人强行爬上炮台才被打死,这纯属我军正常执行任务。”日方无话可说,但王德林的上司却怕得罪日本人。效忠日军的延吉警备司令官吉兴(原延吉镇守使兼旅长)强令驻瓮声砬子的“老三营”离开吉会路,调防到安图古洞河。原东北军驻吉林副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熙洽(当时在吉林省长官公署)也极力拉拢王德林,设下“调虎离山计,令新任27旅旅长王树棠去处理此事。王树棠到敦化后命令王德林撤出瓮声砬子到敦化梅家烧锅集合。王树棠在此召开军事会议,传达熙洽的命令,声言将王德林提升为团长,带“老三营”全体官兵去黑龙江省镇压抗日的马占山部队。妄图以提拔王德林为诱饵,将部队扩编后调往榆树、五常,迫使王德林就范。王德林识破汉奸的诡计,断然不执行命令,要把队伍拉到额穆去抗日。消息传出后,曾在王德林手下当过连长的吴义成不开饭馆回到了“老三营” 。1931年12月28日,在和龙县二道沟公安分局的巡官柴世荣带7名警察反日,不久也加入了王德林的队伍。

1931年来,王德林将队伍北移,经额穆到达延吉县小城子(今汪清县春阳镇阳光村),他对部下官兵说:“俺宁做奋斗爱国之鬼,不做任人宰割之奴”,当即宣布全营500多官兵为抗日队伍,竖旗抗日。1932年2月8日在小城子,王德林以“挽救危亡,收复东北”为宗旨正式宣告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简称救国军),王德林任总司令、孔宪荣任副总司令、吴义成任前方总指挥。救国军正式誓师以后,吉东各县许多爱国警察、保安队以及原东北军官兵和青年学生纷纷来参加这支抗日队伍。而国民党投降派三人代表团和吉东三县士绅代表团等也接踵而来,企图以封官许愿的手段改变王德林的抗日决心。对此王德林说:“我不管共产党、国民党,打日本就是好样的”,明确表示了他“不问其人只问其抗日”的态度。他这种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一致对外共同抗日的态度也得到了吉东工农群众的拥护,不少人涌到小城子(今阳光村)加入救国军。中共汪清县委也派李光等9人到救国军吴义成部做兵运工作,不久又派李光等20人加入救国军,组成救国军的别动队。经救国军前方司令部胡泽民的推荐,李光任队长。新建的救国军队伍增加到1270余人。中共满洲省委和东满特委对这支队伍十分重视,为加强救国军的领导力量,先派中共党员李延禄来到王德林处讲明共产党抗日救国的道理。随之派李延禄、李光、胡泽民、李成林、盂泾清、金大伦、贺剑平、刘静安等一些同志进入救国军做统一战线工作,有的留在救国军内任领导职务。李延禄任救国军总部参谋长;孟泾清、刘静安任救国军正副参议长,金大伦、贺剑平任救国军总部宣传部长;胡泽民任前方司令部参谋长。后来又派周保中到救国军担任总议长。由于共产党员的积极工作,救国军抗日旗帜鲜明,主动出击,打了一些胜仗。

救国军成立后,首先攻打敦化县城。当时敦化县城内有日本守备队250余人,伪军1500余人。2月12日,救国军派人潜入城内对有名望士绅和各警卫团做反正抗日工作。2月15日6时,以伪警卫团作内应,救国军各部先后冲破县城东、南、北三个大门攻进市街,占领了县公署,击毙日军长谷大尉属下50余名日军,其余日伪军从西大门逃出城外,救国军初战告捷。17日,长春独立守备队步兵第一大队副清水正雄少佐率增援部队赶到敦化,以猛烈炮火和飞机投弹狂轰滥炸。为减少市民损失和部队伤亡,王德林当机立断命令部队撤出城外结束了战斗。后攻克额穆县城、蛟河县城,两个县城附近民众纷纷参加救国军.救国军总兵力猛增到五千余人。同年3月初,王德林救国军整编成7个旅2个兵团,分驻到东宁、宁安、汪清等11个县。救国军总司令部设在镜泊湖山区。这里北有哈(尔滨)绥(芬河)路,南有吉(林)会(宁)路,是东、南、北满战略要地。    

救国军的李光别动队,1932年2月袭击了蛤蟆塘前河屯反动地主樊喜久家,夺取了8支步枪。后又袭击石岘自卫团部,缴获10支步枪,装备了救国军别动队。同年秋,李光率领50多人同汪清游击队一起在马鹿沟袭击从百草沟搬运中秋节物资的60余名伪军,缴获13支步枪和大量物资。接着他们在大北沟三次袭击日本守备队,击毙了守备队长及大量敌人。同年冬,救国军前方总指挥吴义成任命李光为前方司令。从此,他以救国军名义积极扩大“别动队”。1933年3月30日,李光的别动队同汪清游击队一起,在汪清县大肚川(今汪清镇)和马村一带与日伪军“讨伐队”激战,杀伤日军少将龟冈村部下200余人,获得重大胜利。同年5月,被日军收买的“同山好”土匪队谎称要投靠“别动队”。李光为扩大抗日武装力量,亲自率10余名队员去东宁县老黑山三道沟接洽不幸遭暗害,这位朝鲜族中共党员当时年仅27岁。

1932年3月日本关东军第二师团团长多门二郎根据司令官本庄繁的命令,派该师团第十五旅团长天野六郎率部攻打救国军。3日,日军从啥尔滨出发,4日到达海林,5日拂晓分两路进攻牡丹江、宁安一带的救国军,于6日占领了宁安县城。为了消灭活跃在敦化、宁安一带的救国军主力,日军独立守备队司令官于3月11日调来驻郑家屯的第六大队开往敦化,又责令第六大队长上田利三郎组编上田支队与在宁安的天野十五旅团配合行动,计划在敦化至宁安一线与救国军主力较量。

1932年3月12日王德林在宁安的五河林召开军事会议部署作战方案。会上决定由吴义成、姚振山负责南线指挥,孔宪荣、李延禄担任北线指挥,王德林亲率一部阻击从哈尔滨方面增援的敌人。会后李延禄率补充团埋伏于宁安县墙缝一带阻击敌人。3月18日清晨,日军600余人和伪军数百名被青年猎人陈文起带进救国军预设的包围圈内,抗日勇士利用有利地形居高临下猛烈开火,打得敌人进退不得乱成一团,走在前面一部分伪军缴械投降。日军小川大尉部120余人当场毙命,救国军也有较大伤亡,爱国猎人陈文起被敌人抓住杀害了。救国军又乘胜设埋伏于镜泊湖西岸,并派一个连诱敌进入伏击阵地,对敌展开激战,上田支队130余人被歼灭。其余敌人在3架飞机投弹轰炸掩护下逃脱了,日军遭到重创之后,恼羞成怒,于21日再次调兵遣将在南湖头一带布成口袋阵,采取用燃烧弹焚烧山林的“火攻”战术,企图围歼救国军。救国军官兵用陈旧落后的武器同敌人激战,寡不敌众之际,救国军前方总指挥吴义成率援军及时赶到,对日军形成包围之势展开反攻。日军虽有飞机、坦克、机关枪,且大兵压境,无奈救国军充分利用地势隐蔽于山林深处,日军只闻枪声而不见人,不少日军纷纷中弹,于是阵容大乱节节败退,天野和铃木两部日军相继退入宁安。天野所率600余人仅剩400人。3月28日,救国军主力在王德林指挥下乘胜追击,继续围攻退入宁安的日军。李延禄所率的补充团在铁路工人游击队的配台下,在关家小铺一带袭击日军天野逃窜部队乘坐的列车,毙日军20余名。这就是当时轰动于世的“镜泊湖连环战役。”这场战役打击了日本侵略军的骄狂气焰,也打出抗日救国军的威望,吉东一带广大人民称赞救国军为“铁军”。此后,救国军队伍发展到两万余人,编成5个旅2个独立团,由王德林、孔宪荣、吴义成、刘万奎、郑兴分别担任旅长,活跃在吉会和哈绥铁路沿线和吉东各县,成为吉林省境内一支抗日劲旅。

1932年4月下旬,日军又调集兵力围攻救国军。日军二师的部分队伍,向宁安一面坡进犯攻打救国军,接着日军又派混成三十八旅团和第十四师团向牡丹江流域的救国军进攻。王德林又进行了作战部署,派孔宪荣率2000人攻打汪清,因汪清有敌人重兵死守,没有攻下;派姚振山部攻打额穆,派吴义成部攻打安图;张振邦部防守牡丹江一带。郑兴旅在陈家岭与敌遭遇,打死敌兵100余人,残敌退入宁安城内坚守不出。

1932年7月,蒋介石政府突然发来电令,委任李杜为东北边防军驻吉副司令长官,丁超为代理吉林省政府主席,王德林为宁安警备司令。在这张委任电令的背后还下发了一张剿共密电,指示上述各部在内部清除共产分子。救国军的副总司令孔宪荣接到密电后,背着王德林扣押了共产党员金大伦、贺剑平等人并取消救国军总部的宣传部。李延禄得知此消息,急忙找到王德林。王德林素来敬佩这些共产党人的爱国精神,所以亲自指令孔宪荣立即放人,孔宪荣对此心怀不满。由于王德林及时制止了救国军内部的剿共举动,使救国军中的共产党组织基本没有受到损失。由于有一批优秀共产党员在救国军工作,使救国军内中共党组织的力量逐渐加强,同时也促进了救国军战斗力量的提高和各项工作的活跃,获得抗日斗争的节节胜利,救国军队伍增至4万余人。

1932年9月初,王德林命令前方总指挥吴义成,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周保中率部首先攻下安图县城,然后向敦化进军;命令姚振山旅长率部配合行动。吴、周、姚三位将领接令后率部急进突临安图城下,守城伪军措手不及开城投降,安图被攻克。吴义成不失战机留下一部分兵力驻守安图,自率主力向敦化城进发。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周保中对攻敦化城作了具体部署,决定兵分三路。第一路由张海鹏率部埋伏在敦化东大桥附近诱敌出城,以期分散敌人兵力;第二路由姚振山率领沿吉敦路设伏阻击吉林方面的援军;第三路由吴义成、周保中指挥围攻敦化县城。当时驻敦化的日军兵力比以前增加了一倍多,并配备了坦克、装甲车、山野炮等重武器,同时又加固了城防工事。9月13日清晨战斗打响后,救国军包围了城池,持续发起勇猛的冲锋,日军凭坚固的工事和四角炮台以迫击炮重机枪疯狂还击。在密集的弹雨中救国军官兵的鲜血浸湿了攻城的每一条道路。吴义成、周保中身先士卒,率队奋勇冲杀,忽然发现左右两翼已被敌人突破。原来,左路装备精良实力雄厚的陈团到达小石头河畔后虚晃一招,擅自脱离战斗撤向新开岭方向;右翼的单团到达前沿也中途离开,退往安图保持实力。吴义成孤军难支,只好下令收兵,向宁安一带挺进,准备攻打宁安。

救国军副总司令孔宪荣亲临前线,在宁安县境内二道河子召集南线救国军将领会议,决定抽调精锐5600余人,兵分五路夺取宁安。第一路由四旅旅长姚振山率1200余人夺取宁安西关;第二路由二旅旅长李熙东率1000人围攻北火磨敌军;第三路由补充旅旅长郑兴率1200人从缸窑沟口渡江攻取东火磨伪县公署;第四路由独立团团长邹景富率500 人从花脸口渡江,围攻十七号犬子门和孟家烧锅铁军;第五路由前方总指挥吴义成率1000人在牡丹江南岸设置炮兵阵地,掩护上述各旅前进。此外又安排了三路别动队,第一别动队队长张雨亭率200人在东门督战;第二别动队队长周保中率300人,指挥三四两路作战;第三路别动队队长李梦符率130人主攻日本领事馆和日军司令部。

1932年10月10日半夜,第三路郑兴率队悄悄进入牡丹江北岸,口岸上渡船早已被敌人封锁,木桥己被敌人烧毁,在清冷的月光下,人们望着凝结冰碴的江面不知所措。一位黑胖子骑着马过来,“蹭”地翻身下马,望了一眼江面毫不犹豫地把手一挥,“渡河!”此人便是补充旅旅长第三路军指挥郑兴。战士们挽起裤腿“扑通、扑通”跳到江里。水凉刺骨,有的人掉头往岸上跑。这时一位白净脸的文弱青年高喊:“弟兄们,咱们连死都不怕还怕水凉吗?跟我冲过去!”这位青年就是前方总指挥部的秘书和战地鼓动队长陈翰章(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第三路军在陈翰章的带动下奋力涉过牡丹江。郑兴下令兵分三路,一路去攻打东火磨,一路围攻原镇守使署,另一路去攻打伪县公署。在北门的敌人哨兵见到暗中闪出一队人影厉声问:“谁?口令!”“亲善!瞎咋呼啥?我们出城剿匪刚刚回来!“哨兵听到对答如流,认为是自己人,便放这支队伍进了城。此时,设在南山的吴义成的迫击炮响起来了,总攻的炮声立即引起四面八方的呼应。第三、第四、第五路人马分别按预定方案杀进城内。负责指挥第三、第四路作战的别动队长周保中率领别动队员冲在最前面,很快就攻下原镇守使署,毙伤敌人多人。激战中周保中身先士卒不幸腿部中弹血流如注,副官急忙把他抢救下来。救国军几路兵马在城内与敌人混战至第二天中午时,日军大批援军赶到,孔宪荣遂下令各部撒出战场,宁安未被攻克。孔宪荣又把驻穆棱的刘万奎部调来担任主攻,其它部队仍按原部署行动,于11月21日拂晓开始二打宁安。刘万奎旅长率队从西部杀进城内,将敌人的西部工事悉数摧毁,然后进入城中心十字街激战。刘万奎督队连续发起七次冲锋,依然未能同其它救国军会合。吴义成指挥的炮队,因救国军进入城内与敌人纠缠在一起,也未能发挥效力。整整苦战三个昼夜,最后弹药告尽,人员伤亡较大,孔宪荣下令撤出阵地,返回二道河子集结休整。

日本侵略者集中兵力击溃黑龙江省义勇军以后,义勇军马占山、苏炳文等将领被迫退入苏联境内。日军解除了后顾之优,又回过头来进攻吉东地区。1932年11月的一天拂晓,四路日军杀气腾腾扑向宁安县境内二道河子救国军指挥部。孔宪荣孤注一掷,率部三面迎敌,一场血战即在二道河展开。宁安战役,救国军的实力受挫,弹药也所剩无几,面对强敌,官兵立下拼死一战的决心。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双方从早晨6时一直拼杀到下午2时,救国军官兵伤亡惨重。这时天气骤变,凛冽的西北风越刮越凶。救国军官兵大多未着棉衣,难以抗寒,一队日军乘机如潮水般地涌上来,孔宪荣急忙带队撤退,向穆棱九站转移。

1933年1月1日,日本第十师团第八旅团主力和关东军装甲车队、重炮队、飞行支队2000余人组成叫元部支队,向磨刀石救国军阵地发起了总攻。磨刀石位于牡丹江东40里处,在铁岭河和穆棱站之间,地势险要,中东铁路从这里开始进入老爷岭,在高山夹峙间盘山而上,是个易守难攻的隘口。由于敌人已经占领了铁岭河,磨刀石就成了抗击日军东进的最前沿。救国军参谋长李延禄率补充一团二团等1000余人,选择站西面山口作为阻击阵地,准备与日军第39联队激战。李延禄将史忠恒部200余人布置在道南山头上,余部分布在道北山头,在两侧对来犯之敌形成火力封锁网,指挥部设在道北山头的东侧。日军则以飞机助战,用装甲车开路,发起猖狂的进攻。救国军一上午打退了敌人的四次冲锋,双方在磨刀石相持不下。补充团官兵在天寒地冻中与敌人激战一天,滴水未进,但却没有一个人叫苦。傍晚时分,补充团的身后突然响起了炮声,不一会儿,一列日军铁甲车呼隆呼隆地从绥芬河方向开来,炮弹、子弹急泻在救国军阵地上,补充团陷入了敌人前后夹攻的险境。李延禄果断地命令全团向北突围,敌人的机关枪发疯似地封锁突围的道路,许多战士壮烈牺牲。原来,日军在发起攻击之前的1932年12月31日,派出一支部队潜入绥芬河,劝诱当地守军关庆禄投降,然后以货车为伪装偷偷运兵东进,在绥芬河下车回过头突击沿线各抗日武装,中东铁路哈绥线全部落入日军手中。敌人集中兵力逼进东宁救国军总指挥部,救国军面临覆灭之危。磨刀石战役之后,共产党员李延禄率领补充团转移到五虎林,宣布建立民主抗日总队,不久进入宁安县境内与当地党组织取得联系,1933年1月4日改编成抗日救国军总队,李延禄任总队长,孟泾清任政治委员,共有300余人,这便是东北抗日联军第四军前身。原救国军的骨干史忠恒、杨太和、李风山、冯守臣等都先后加入共产党,后成为抗日联军的领导骨干。

1933年1月5日清晨,日伪军调集6000余人,在飞机配台下,由五站兵分两路围攻东宁。救国军节节退却,东宁外围各防线相继失守,敌军兵临城下,形势危急。6日,日军又增兵猛攻东宁,救国军司令部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中。敌机向东宁城里投掷炸弹,炮兵频频向城里打炮,东宁城内刹时间硝烟四起,凄惨的叫声不绝于耳。王德林急忙率卫队登上城墙召前线各部陆续撤回城内,分头把守各关口,准备与敌决战。后来在众军兵的一致劝说下,王德林同意撤出东宁,转移到苏联境内。为了收拢救国军残部,继续开展抗日斗争,王德林特委任吴义成为代理总司令,委任原第一别动队队长张雨亭为督战司令,徐杰三为东北路司令,刘顺庆为东路司令,孔宪荣的夫人高俊凤、姚振山为西南路司令。上述各将领得令后,分别到指定地点收拢队伍,继续开展抗日斗争。1月13日,王德林伤感不己地率孔宪荣及总部的卫队、伤病员和眷属600人,挥泪告别东宁城,进入苏联境内,14日,东宁陷落。

中国国民救国军代总司令吴义成在中共党员周保中的鼓励和扶持下,重新打起救国军的旗号召集旧部,很快集中1000余人。他们先攻打了延吉县小城子(今汪清县春阳阳光村)。1933年6月16口,吴义成与周保中率部攻打安图县城。9月6口,吴义成部与汪清、珲春游击队围攻东宁县城。12月吴义成越境入苏,周保中仍率部在敦化、宁安一带坚持开展抗日斗争。几次重大战役获胜后,救国军声势又壮大起来。在汪清、敦化、镜泊湖一带,高俊风和救国军旅长姚振山率领600余人开展了多次抗日游击活动,1935年以后他们主动接受中共吉东局的领导,1937年后加入东北抗联第二路军。1941年春,姚振山、高俊凤、闵宪仁等人在穆棱九站南沟遭到数倍敌人的包围,官兵誓死不投降,顽强战斗,最后全部壮烈牺牲。

原救国军前方总指挥部参谋长、共产党员周保中按党的指示,以自己率领的一部分兵力为骨干,吸收救国军的余部,于1934年2月16日建立了绥宁反日同盟军,周保中任主任。1935年2月10日,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五军,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下设两个师,共900人。原救国军骨干柴世荣、李荆璞、王毓峰、王汝起等人成长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高级将领。

王德林、孔宪荣一行入苏后,在苏联政府帮助下,会同黑龙江省抗日将领马占山、李杜、苏炳文等人从莫斯科出发,途经波兰、德国、意大利,于1933年5月回到上海,受到上海各界爱国民众的热烈欢迎。国民党政府也不得不装模作样地对王德林等抗日将领给予相当的“礼遇”,但事后便冷落了,甚至连王德林生活工作也无人过问。年过六旬的王德林对国民党丢弃东北一味迁就日本的“国策”越发不理解,越发愤怒。此后,他一直奔走于各地倡议抗战救国,并对蒋介石的反动政策予以抨击。1937年“七·七”事变时,王德林正病重在西安,他见国民党政府终于表明了抗日立场,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奋,要求出征疆场,以遂抗日的夙愿,但病体难支,于1938年12月20日病逝于故乡,终年64岁。全国解放后,党和人民政府没有忘记这位为抗战贡献毕生精力的老将军,追认他为革命烈士。(红色思源网通讯员:王桂霞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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