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浴血浴雪〕之十八(上) 延边保路 “意”高一筹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7-08-24 来源:和龙市老促会 作者:杨成志 责编:王程程 浏览次数:695

大约100年前,中国曾发生两次意义深远的“保路”运动。一次是清王朝损害百姓利益,欲将川汉铁路收为“国有”,从而引发四川省的保路运动;另一次则是肇启于延边,波及全东北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修筑“吉会铁路”及“满蒙五路”的“反日保路”运动。

事过百年,回头再看,同为“保路”,因动机不同,其意境格调亦相差甚远。

四川保路运动最终引爆武昌起义,助推辛亥革命成功,导致大清王朝覆灭,在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而延边地区的“反日保路”运动,因为没有发生直接或间接的重大事件,所以也就不太被人们特别关注;但相比之下,延边地区的“反日保路”运动,应该说更具革命的自觉性,更具爱国主义情怀,也更应得到高度评价。现将两次“保路”运动的经过简述如下:

上世纪初,清王朝为推行“新政”,允许招商集商股成立铁路、矿务等公司;此后,商办铁路开始兴建。新任四川总督锡良,在川人强烈要求下,奏请自办川汉铁路(四川成都至湖北武汉),并于1904年1月成立了“川汉铁路公司”。

修筑铁路,对于那时候出川只能依靠长江水路的四川人来说,简直就是梦寐以求的特大喜讯,四川人对这条沟通“天堑”的铁路寄予了深切的厚望。

在川汉铁路筹资阶段,采用的是“官股”、“商股”加上“民股”合资的形式。川汉铁路公司通过商贾主动购买川汉铁路股票和农民被按田亩收“租股”等形式,截至1911年春,已经筹得白银1400万两,其中地方政府投资23万两,商人投资245万两,余皆为川民“租股”,相当于全体7000万川民“集体入股”。

1909年,中国著名铁路工程设计师詹天佑主持开建川汉铁路。由于种种不利的客观原因,从湖北宜昌往秭归方向只修了不到20公里即无限期停工,而且一停就是100年,直到2010年此路才建成通车。

清王朝的铁路政策最初是国有化,但因财力不足没钱修,所以就向西方列强借钱。庚子国变之后,出于对列强的愤恨与恐惧,全国的舆论导向都是呼吁中国人自己来办铁路,“不借洋款”成为时下的爱国标志。

由于官办铁路垄断资源,又容易产生腐败,因此在1905年前后又兴起一股商办铁路的热潮。不过,当时朝廷也发现了商办铁路的弊端:首先是铁路需要全国统筹,统一规划,如果各地乱糟糟一哄而上很难协调管理;其次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刚刚起步,实力太弱,已有的几条商办铁路在民间融资方面进行得非常困难吃力,要么迟迟开不了工,要么迟迟竣不了工,资金不足是商办铁路的最大难题;还有就是,腐败问题同样困扰着商办铁路,各铁路公司的内部管理极为混乱,职员的侵蚀挪用司空见惯。如1904年1月成立的川汉铁路公司,数年下来,在四川境内尚未修建一厘米铁路,账目却已是堆积如山,花费支出浪费惊人。如此商办,川汉铁路通车必将遥遥无期。

针对这种情况,1911年5月9日,在新成立的所谓“责任内阁”中,负责主持邮电铁路等交通部门的邮传大臣盛宣怀,上任伊始就提出铁路干线要“国有化”。清廷很快就同意批准并宣布了“国有化”政策。5月20日,盛宣怀与德、法、英、美4国银行团签订了600万英磅(合白银4800万两)的借款协议,5月22日,朝廷任命瑞方为粤汉、川汉铁路督办大臣,并令湘川两省停止征收“租股”。

总体来说,盛宣怀亲自操办的这次借款协议还算合理,因为当时中国也确实无法筹集到如此巨大数目的资金。另外,相对于当时中国钱庄的平均利率都在12-15%,这次与欧美列强的借款利率仅为5%,并不算高;这是由于当时国际资本充足,因而对中国借款仍有利可图。

按协议本次借款约定40年内归还,以湘川两省的百货和盐厘金等合计520万两作抵押,这也属正常的商业行为。此外,借款协议中还约定铁路建造与管理权归中方所有,中方自行选派三名洋人总工程师,其委任辞退有关人员须经中方总办同意,钢轨须使用汉阳铁厂的产品,其他原料也应优先购买中国原料或产品,等等。

这与过去外资方动辄攫取铁路的经营管理权、铁路周边的矿产开采权等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前例有所不同(如中东铁路、胶济铁路等)。更重要的是,这次的借款协议没有其他的政治性附加条件,盛宣怀自称在谈判中竭尽全力,看来他说的这些也并非虚言。

但盛宣怀亦官亦商的身份很难保证他没有一点私心。比如各条铁路所用钢轨就指定使用他旗下的汉治萍路矿公司产品,仅此一项,就获利颇丰,且从此钢轨不愁销路。

盛宣怀铁路“国有化”的政策一出台,立即遭到一片非议声。在粤汉(广州至汉口)铁路方面,鄂、湘、粤的股东们主要是绅商,认为铁路“国有”是与民争利,将来借钱修路,等于是把路权让给了列强。各地督抚也纷纷反对,反对的理由更是五花八门。

为迅速平息舆情,盛宣怀给出一套国有化方案:对于原来各铁路公司的股东,愿意领取国家股票的,就发给国家股票,仍按6厘支息,不愿意转为国家股票的,可以照原入股时的价格退还现银,但是要在5年之后才开始返还,在15年内返还完毕。

当时,各地铁路的股票市值已跌到发行价的50%—60%,股东们对国有铁路的前景也不看好,要求按原来入股时的价格返还现银。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盛宣怀最后作出决定:湖北、湖南的商股全部按原值返还现银,广东的商股返还原值60%的现银,剩下的40%转成国家无息债券择期还清。这样,湖南、湖北的绅商拿回了全额现银,广东的商人不算太赔,也可以接受。

对于盛宣怀来说,此时他已经手握德、法、英、美四国银行团借款合同,总额为600万英镑,相当于4800万两白银,鄂、湘、粤三省的股银也就几百万,算是小钱,更何况广东省等于给股民打了6折,朝廷占了便宜。总体来说这笔“生意”划算,双方基本满意,鄂、湘、粤三省的粤汉铁路保路风潮就此平息。

四川省的情况就要复杂一些,盛宣怀准备区别对待。

川汉铁路公司于1904年1月在四川总督锡良的主持下创办,是全国最早成立的省级铁路公司。公司“不招外股、不借外债”,资金来自政府投资,商人投资,抽租之股,公利之股等4项。其中第3项“抽租之股”,简称“租股”,是摊派在全省农户头上的股份,当时规定,全省农户凡年收租1200斤(10石)以上者,按其当年实际收入的3%抽取“股金”;公利之股则是以铁路公司的名义投资其他项目获得的收益。

问题就出在“租股”上。

虽说“租股”也分红利,但当时最小面额的股票是50两,绝大多数老百姓交的租股远远达不到这个数目,铁路公司则先开收据等他们逐年交纳,凑足50两再拿收据换股票,对于刚够标准的农户(年收10石),要60多年才能凑够一张股票。这就是说,百姓手里连一张股票都没有,红利全部到了“租股”的收取机构,即官府的手里。由此可见,所谓“租股”,实际上等于又增加了一种“个人所得税”,这必然会引起一定程度的民怨。

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不同的一个地方,就是“租股”占大头。虽说很多百姓还见不到红利,但名义上,这条铁路归全体川人所有,这也是后来保路运动在四川如火如荼的一个原因。

此外,川汉铁路在规划和经营管理上也存在缺陷,到1911年5月“国有化”之前的7年多时间里,工程进展缓慢,仅修好湖北宜昌往四川方向17.5公里可以通行运料车辆的铁路。1910年,川汉铁路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负责人施典章,用集资的工程款投资橡胶股票生意失败以及钱庄倒闭等原因,给公司造成了300多万两白银的亏空。

总之,百姓负担重、公司经营差、铁路修得慢,川汉铁路从各个方面都不能让人满意,这也给了清廷将它收回国有的口实。

其实,当盛宣怀要把川汉铁路“国有化”消息传到四川的时候,并没有引起川人的反抗,甚至有些人认为,现在的川汉铁路公司是个烂摊子,铁路不知道要哪一天才能修通,“国有化”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只要官府把已用掉的款项换做债券,把没有用掉的款项移交返还给四川商民就行。

当时四川募集的股银1400万两,投资炒股亏了300多万两,应酬用度花掉300多万两(仅修铁路17.5公里),还剩700多万两现银;只要把账结清,交割完毕,川汉铁路的“国有化”,实际等于为四川人解套了。

可盛宣怀却不是这么想的。盛宣怀的如意算盘是:那700万两“租股”反正也退不到老百姓手里,必定被地方政府留用,他以邮传部大臣的权力,有能力把这笔钱调入朝廷。

于是,他宣布了自己的铁路“国有化”办法:对川汉铁路公司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由朝廷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那炒股亏掉的300多万两,朝廷更不负责。

盛宣怀还明确解释了四川省和其他省待遇不同的原因:人家是“商股”,可以退还现银,你们四川是“租股”,理应转为国家股票。

由于盛宣怀的解决方案和四川人要求的差距实在太大,众人一下子就被盛宣怀强取豪夺的方式激怒了:朝廷不仅要夺路,还要谋财,岂有此理!

更为火上浇油的是,6月13日,4国借款合同传到成都,怒斥盛宣怀之声即刻响遍蜀中大地,痛骂“盛大臣卖国奴”;认为借款合同是卖国条约,怒责盛宣怀误国丧权之罪。

以现在的眼光来看,借款合同的内容实质上只涉及经济问题,是西方欧美国家银行为保证贷款不受损失的惯有条件,不关国家主权问题;只不过当时四川的官员及一般民众偏认为这就是“卖国”,并且一下子上升到“政治”高度。

此刻川汉铁路的“国有化”,虽然已经演变为四川百姓和朝廷之间的利益之争,但川汉铁路公司很聪明地打起“爱国”大旗,这样一来,性质就变了。

盛宣怀按照他的商人思路,认为炒股亏掉的300多万两,是川汉铁路公司经营不善,和朝廷无关,朝廷没有必要替四川省补亏空。盛宣怀为着几百万两银子已经陷入自己的思维定势不能自拔,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两难境地,双方互不相让。

川汉铁路公司为保住“四川利益”,把四川全体7000万人民拢到一起与“国有化”抗争。川汉铁路的“股东”们认为,如果继续由商办的川汉铁路公司修建川汉铁路,虽然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竣工,可是,假如有一天真能建成了(哪怕是100年以后),自然可以还本获利;但如果不让他们继续修建,那已经亏损的损失便永远无法收回。

当时四川立宪派领袖蒲殿俊等人基本控制了川省铁路董事会,董事会对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极为不满与愤概。蒲殿俊带领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成立了“四川保路同志会”,大家选举蒲殿竣为会长,罗纶等人为副会长。在他们的组织和号召下,在极短的时间内,“保路会”同志已遍布四川;各地“保路会”号召人民罢工、罢课、罢市,群体性事件遍布全川。

近年来一贯软弱的大清王朝,此时却忽然变得强硬起来,要求四川当局对“保路同志会”予以坚决打击。在朝廷的催逼下,四川总督赵尔丰,为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诱捕了“四川保路同志会”的会长蒲殿俊、副会长罗纶及邓孝可、张澜等9人。

消息传出,成千上万的市民在“保路同志会”的领导下,手持光绪帝的灵牌和光绪帝同意修筑川汉铁路的圣旨,环跪于总督府辕门前痛哭,要求释放蒲殿俊等9人。川督赵尔丰的部属为解“督府之困”,下令开枪射击,造成死亡32人,伤者无数的“成都血案”。

血案发生后,各地“保路会”揭竿而起,数日之内,队伍发展到20余万人。“保路会”针锋相对,他们利用地方官员的内斗,联合“哥老会”等地方民间会党势力及同盟会等革命组织乘乱而起,爆发了流血冲突,四川局势迅速失控。

9月25日,同盟会员吴玉章、王天杰等在荣县宣布独立。这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最先建立的革命政权,成为川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

此时四川已经进入全面的“战争”状态。

至此,盛宣怀终于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上奏朝廷,同意按川人提出的方案办,即:将700多万两现银退还给四川省支配,其余已经用掉的路款转成国家保利股票。

但一切都晚了,四川全境已遍布战火。

在革命党人和民间会党的共同努力下,人们只想着夺权独立,没有人还关心什么路不路的事了。

10月10日,朝廷发布上谕,同意盛宣怀按四川人提出的那套退款方案办理。但也就是在这同一天,武昌起义爆发。因为湖北的新军主力被朝廷派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去了,武昌城内兵力空虚,给了革命党人起义成功的机会。

孙中山先生曾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

也有外国学者对这次保路运动评价说:“鉴于情况的复杂以及每一个铁路公司实际上已经破产的事实,政府的建议看来不仅是合理的而且是宽宏大量的”。

盛宣怀同样也是这么想的。他认为自己做的没有错。

盛宣怀不承认300万两炒股赔干净了的“倒账案”,认为那个亏空是川汉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国家没有义务补偿。这从商业行为来说确实没有错。

但盛宣怀缺少大局观,这也是不争的事实。

从骨子里说,盛宣怀是个十足的商人,其对于经济利益的斤斤计较,远胜于政治的考量。正如著名实业家张謇批评的:“盛宣怀不懂得国家对于人民应怀有一种‘涵复之义’,在事关大局时,他仍旧带着经商时的‘算盘思维’,这种聪明劲儿,实则是似智实愚”。

当然,盛宣怀敢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是,他认为川汉铁路公司的股份有四分之三都是由税转来的“租股”,换句话说,都是国有资产(地方掌握),如今把这部分地方掌握的“国有资产”转为邮传部的“国有资产”,在他看来并不过分。

结果,精明的商业算计,激起的是无边的政治风潮。

虽然在武昌起义半个月后的10月26日,被认定为“误国首恶”的盛宣怀遭朝廷革职,“永不叙用”,但为时已晚。

11月28日,被朝廷委任为署理四川总督的端方在入川途中被杀;12月22日,“成都血案”的制造者赵尔丰被成都军政府正法;辛亥革命的风暴仅用4个多月的时间就把统治中国268年的大清王朝掀翻在地。盛宣怀在美、日外交官员的保护下逃亡日本,直到风波停息后才返回上海的家中。

盛宣怀的“铁路国有”政策本无大错,却由此引发一场保路运动,进而导致清王朝的覆灭,这大概也是一件始料未及的事情。

假如他当时不是那么固执地计较那几百万两银子,历史或许将会是另一种走向。

这从1911年四川的《西顾报》上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的一句话中似乎可以看出端倪:“以索还用款为归宿,以反对国有为手段”。无疑,当时的川人“保路”运动只是为了“索还用款”,就是说,如果钱一到手,铁路“国有化”不“国有化”,与四川人并无干系,甚至还要庆幸官府为川民解了“套”呢。

由此可说,只是因为经济利益方面发生纠葛而掀起的一场冲天动地的“保路”狂潮,其功高之处在于,这场运动后来为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创造了机会,这才具有了里程碑的意义。

其实就是没有这场保路运动,用孙中山先生的话说,武昌革命也就是晚个“一年半载”的,清王朝的覆灭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历史前进的车轮必然会按照它固有的目标运行,不会因一些偶然事件而转变其趋势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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