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邓小平与巍巍大别山的不解之缘

放大字体   缩小字体 发布日期:2017-09-07 责编:王程程 浏览次数:139

大别山的辉煌历史与一代伟人邓小平密切相关。在解放战争的关键时刻,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实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的伟大历史转折。

一、邓小平与大别山的缘份始于抗日战争

雄踞鄂豫皖三省交界地带的大别山,自西向东绵延起伏270余公里,主脊为长江与淮河两大流域的分水岭,这里南接长江,可威逼宁汉,北抵淮河,可俯瞰中原,自古以来就是兵家逐鹿中原必争之地。

邓小平与大别山的不解之缘始于抗日战争初期。1937年8月25日,从大别山走出的两支红军主力部队----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一部,改编为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刘伯承任师长。1938年1月,邓小平由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调任一二九师政治委员。从此以后十几年,这支以大别山红军为基础的英雄部队一直由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

1947年5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重大变化,做出了实行战略反攻的重大战略决策,并选择地处中原的大别山区作为战略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指定由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承担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5月16日,中共中央决定,邓小平任中原局书记,统一领导南征行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迅速调集第一、二、三、六(以原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一部为基础)的4个主力纵队12.4万人组成了第一批南征部队,史称刘邓大军;随后,又调集由中原突围主力部队(原新四军第五师)改编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十、十二纵队,组成了第二批南征部队。当解放战争转入战略反攻的关键时刻,从大别山走出的三批子弟兵(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新四军第五师),在刘邓首长的率领下,肩负起重返大别山、实施战略反攻的历史重任。

1947年6月30日,刘邓大军12万余人强渡黄河,发起鲁西南战役,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至7月28日,刘邓大军经过28天激烈的连续战斗,歼灭了敌人9个半旅、4个师部6万余人,俘敌高级将官5名,缴获野炮、山炮64门,击落敌机4架,击毁坦克2辆,取得了鲁西南战役的重大胜利。

鲁西南战役刚刚结束,刘伯承、邓小平就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决心克服一切困难,尽快“直出大别山”。8月1日,刘伯承、邓小平在部署跃进大别山的会议上,传达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指示:“立即集中全军休整十天左右,除扫清过路小敌及民团外,不打陇海,不打新黄河以东,亦不打平汉路,下决心不要后方,以半个月行程,直出大别山,占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数十县,肃清民团,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吸引敌人向我进攻打运动战。”邓小平在会上指出:“毛主席对我军千里跃进大别山估计了三个前途,一是付了代价站不住脚准备回来;一是付了代价站不稳脚,在周围坚持斗争;一是付了代价站稳了脚。并要求我们从最困难方面着想,坚决勇敢地战胜一切困难,争取最好的前途。”

二、刘邓大军千里挺进大别山势如破竹、锐不可当,成就了邓小平的历史辉煌

1947年8月7日,刘邓大军分三路向大别山挺进:刘邓率二、六纵为中路,一纵和中原独立旅为西路,三纵为东路,开始了千里跃进大别山的伟大壮举。8月17日至8月22日,刘邓大军主力以锐不可当之势粉碎了敌人数十万大军的前堵后追,先后跨越黄泛区、沙河、涡河、洪河等重重障碍,一往无前地进军大别山。8月23日至24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中路部队于敌军前堵后围的险恶情况下,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和凶猛阻击,在汝南埠大小雷岗和大小王店一带杀开一条血路,架起浮桥,胜利闯过了汝河这个险关。

1947年8月25日,六纵一部解放了淮河北岸重镇息县县城。8月26日深夜,在尾追敌军临近的紧急情况下,刘伯承、邓小平在息县大埠口小王湾召开作战会议,部署抢渡淮河。会后,刘伯承亲自到淮河探察汛期水势,做出部队徒涉淮河的决定。8月27日,刘邓大军主力越过最后一道天险—淮河,胜利到达千里跃进的目的地----大别山。邓小平对刘邓大军渡淮记忆尤深,他曾于1989年11月回忆了当时的情景:过淮河,天老爷帮了一个大忙,能够徒涉。过去没有人知道淮河是能够徒涉的,那一次刚涨起来的河水又落下去了,伯承亲自去踩踏,恰好就是那个时候能徒涉,这就非常顺利了。不然,我们过淮河虽然能过,但会有伤亡,以后的斗争会更困难一些。当时形势相当严峻,相当险恶,但是整个的看应该说是很顺利地实现了战略反攻的任务,跃进到大别山。

刘邓大军刚刚进入大别山战略要地,敌军就以23个旅的兵力从东、西、北三面合击而来。刘伯承、邓小平审时度势,不失时机地做出了“北线牵制、南线展开”的战略部署,并具体指定了各纵队展开的区域:即一纵在豫东南,二纵在鄂皖,三纵在皖西,六纵在鄂东。

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恰似一把利剑插进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心脏”。邓小平高屋建瓴地揭示了其重要战略意义:“我们由黄河到长江跃进了一千里。这个跃进的意义可不要小看了,中国从北到南没有多少个一千里,从长江再跃进一千里就到了广东、福建的边界,下剩不到一千里了,蒋介石的反动政权就要垮台了。这个跃进的事实表明战略形势起了巨大变化,正如毛主席在《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所说的,由于我们的反攻,已经扭转了战争的车轮。”新华社电评:千里跃进大别山使“中国军事政治形势从此进到一个新的阶段”。

刘邓大军先敌进入大别山后迅速打开了局面。9月5日至9日,刘邓大军一、二纵主力在商城北部河凤桥与敌五十八师连续激战,给敌军以重创。9月18日,国民党五十八师新十旅二十九团由商城前出至城西20公里的钟铺一带,企图阻止刘邓大军攻取商城。当日,集结在商城附近的刘邓大军主力奉命歼灭该敌,于次日拂晓向敌发起攻击,歼敌一部。9月20日,刘邓大军第一、二纵队以大部主力连续从西南、西北两面向钟铺外围敌阵地猛攻,以一部由东向西直捣钟铺,战至下午,敌伤亡惨重,弃阵突围,被解放军全歼。这次战斗,共歼敌2000余人,取得了进入大别山以来首次歼灭战的胜利。9月26日,刘邓大军第一、二纵队主力在光山县南部斛山寨重创敌第八十五师。

在实施战略展开的关键时刻,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于9月27日在光山县砖桥文氏祠召开旅以上高级干部会议(史称“王大湾会议”),主题是坚持大别山斗争,增强部队纪律和斗志,明确扎根大别山的基本任务。10月8日至10日,刘邓大军第三纵队在安徽六安县东南发起张家店战役,一举歼灭敌八十八师师部及六十二旅全部,毙敌900余人,俘敌少将旅长汤家楫以下官兵4700余人,缴获山炮、迫击炮17门,各种枪械数千支。10月20日至27日,刘伯承、邓小平亲临前线指挥,刘邓大军主力在广济北部发起高山铺战役,一举全歼敌四十师师部及其所属的3个旅,5个整团,共毙伤俘敌副师长以下1.26万人,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并击落敌机1架,取得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以来外线作战的空前大捷。10月29日,鄂豫皖前线司令部发言人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宣布刘邓大军进入大别山两个月以来,胜利实施了战略展开,共计歼敌3万余人,攻克了23座县城,“我们在大别山站稳了脚跟”。

三、千里跃进到金寨  一生老区不了情

金寨,地处大别山腹地,是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伟人邓小平在解放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曾亲临这片红色的土地。在金寨期间,他平易近人、关心群众生产生活,带头严守纪律、坚持实事求是,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崇敬和爱戴,很多故事至今仍被传为佳话。

1、千里跃进到金寨

1947年,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所属三纵八旅9月2日攻克立煌县城,建立民主政权,并将立煌县更名金寨县。从此,在中国历史上有了金寨县。

12月下旬,邓小平政委、李先念副司令员和李达参谋长率前方指挥所(简称前指)在鄂豫区党委书记段君毅的陪同下,进驻金寨县沙河下楼房。12月31日上午,听取了漆店区委书记兼工作队长、二纵民运部副部长江川的工作汇报。

听了汇报后,邓小平强调:“要加强对贫雇农组织的领导,必须建立贫农团,贫农团是组织领导贫雇农进行革命斗争的核心。有了这个核心,才能充分发挥贫雇农组织的作用,建设和巩固大别山根据地。”“要严格遵守群众纪律,艰苦奋斗,与群众同甘共苦,打成一片。”

邓小平细致询问,当地有没有什么工商业?要求想办法把工商业发展起来。

邓小平看到当地很多人患有“粗脖子”病,关切地对向江川说:“此地粗脖子病多得很,患这种病是很痛苦的,影响身体健康,要想尽办法帮助治疗。”

邓小平来到金寨后,就仔细了解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并对江川讲:“听说群众捕地主塘里的鱼也送你们一些,这也不应该啊!我们要坚决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在大别山站稳脚跟、坚持大别山根据地啊!”

邓小平还问:“我们到山上拣一些枯树枝回来烤火,群众有没有意见?”

江川回答:“枯树枝,满山都是,群众是不要的,拣枯树枝烤火,群众不会有意见。”

邓小平笑了。他指出:“大别山西濒武汉,东扼南京,我们坚持大别山斗争,就等于在蒋介石心脏里插上一把尖刀。这对于全国解放战争的胜利,有极其重要的战略意义。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伟大战略决策,要向同志们多宣传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意义。”

最后,邓小平要江川迅速通知地委和县委的同志来汇报工作。

江川返回驻地后,一边写信派人分头通知地委和县委的同志,一边叫同志们将准备过元旦吃的猪肉和瓜子等送给首长。结果信还没有写完,送东西的同志就把东西挑回来了,并汇报说:“首长不但不收,还批评了我们。听一位同志说,首长在麻城时,同志们送东西去,也挨了批评。”

黄昏时,地委和县委的同志大部分都到了,不少同志还带来了慰问品。听江川说邓政委不准送东西的规定后,也不好再送了,都很受教育和感动。

2、深入调研指方向

当天晚上,邓小平等领导同志又召开会议,听取金寨县委书记张延积、县长王相卿和县委副书记张健三等同志的汇报。

由于屋子矮、窗子小,虽然点燃了两支松明子,但光线仍然很昏暗。邓小平、李先念、李达、段君毅等领导围坐在松枝边,邓小平边烤火、边调整收音机的频率。

大家首先收听了新华社播发的毛主席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大家听后极为兴奋。邓小平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已经走到一个新的转折点。我们已经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了。只要我们努力奋斗,黑暗即将过去,曙光就在前面,革命的胜利会很快到来。”

接着,张延积汇报了挺进大别山几个月来,在发动群众、剿匪反霸、土地改革和政权建设等方面的工作情况。

邓小平问道:“干部和群众的情绪怎么样?”

张延积说:“这里是老区,群众基础好,干部情绪很高。除工作外,我们还帮助老乡搞生产,给红军家属打柴、挑水,群众很拥护我们。说我们像当年的红军。”

邓小平听了十分满意,说:“那好嘛,你们要充分利用这里的有利条件,坚持大别山斗争。一方面要牵制敌人,争取全国战场的主动权;一方面要发动群众,加强对敌斗争,打击国民党地方民团,进行土地改革,保卫人民群众斗争果实,争取人民群众支持,巩固大别山根据地。”

张延积还向邓小平汇报了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次,敌48师在古碑冲“清剿”时,他没有办法、只好藏在藏在一个老百姓的家里。敌人进屋后,逼着老乡说出县委书记的下落,但是,大伙们没有一个人吐露。敌人无奈,一把火烧了全村的房子。事后,张延积他们去给老乡修房子、赔损失,群众硬是不要。他们说,打垮了老蒋,不愁没好房。

听到这些情况后,邓小平高兴地说:“看来你们在这里扎根了,这是关键的一课。红军离开了对群众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立政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如果我们的军队破坏纪律、脱离群众,就是自掘坟墓。”

李先念一边用松树枝拨着直冒青烟的火堆,一边说:“你们做了很多工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提出来研究。”

听说二纵和地委派出大批部队和干部来这里帮助建立区、乡政权,但是由于大家来自各个方面,存在着组织还不够统一、工作还不够协调等问题,邓小平很严肃地说:“县委是全县的领导核心,应当有魄力统一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搞好工作,决不允许有各自为政的现象。在当前斗争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同志们务必要注意这个问题,这是你们能否坚持大别山斗争的根本问题。”

“县委是全县党的领导核心”这句话,把金寨县各个方面的干部凝聚到了一起,真正发挥了县委在巩固、建设根据地中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

会议结束时,已经是深夜。

1948年的元旦,邓小平在敌人重重围攻、十分危险的情况下,组织了机关团拜,并检阅了警卫部队。战士们提前连夜剃头刮脸,把破烂的军装缝补得整整齐齐,成营横队排列在山沟的田埂上。天还没大亮,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等领导同志就向警卫部队走来。邓小平用洪亮的声音向大家拜年,鼓舞大家坚定胜利信心,克服困难,紧紧地把敌人拖住,坚持到最后胜利。并指出,频繁的战斗,恶劣的环境,残酷的斗争,对我广大军民是一次最大的磨练。

3、不能白收大娘的鸡蛋

1947年秋,刘邓大军的司令部一度驻扎在金寨县沙河下楼房。住在邓小平隔壁的吴大娘看到邓小平天天和大家一样吃着稀饭和青菜,心里很过意不去,于是,便把准备留给女儿坐月子吃的一篮鸡蛋煮熟,叫警卫员拿过去给邓小平吃。邓小平说:“这怎么行?”说罢,便叫警卫员送一块银元给吴大娘。

吴大娘很生气地对警卫员说:“我要是急着用钱的话,鸡蛋不早就卖了?”她坚决不收。邓小平说:“那就把鸡蛋再送给吴大娘。”吴大娘更生气了!她对警卫员说:“跟你们首长说,我儿子也是红军,你们住在这里,就是住在自己家里,难道吃几个鸡蛋还要给钱?你把鸡蛋拿回去,哪个首长说不要,就叫他自己给我送来,我跟他说说理!”警卫员只得把鸡蛋又拿了回来。邓小平提着那篮鸡蛋来到吴大娘房里,对吴大娘说:“大娘,你关心我们,我们领情了。但是,革命军人吃老百姓的东西是要给钱的,这是纪律。听说你儿子也是红军,他吃了老百姓的东西也一样要付钱呀!”吴大娘说:“你们的政策我懂,但是,这和别人家的东西不一样。你们住在红军家里,吃自家的东西,不算违反纪律!”说着,硬是把鸡蛋提到邓小平的房里,转身就走了。这时刘伯承进来了,听邓小平说了吴大娘送鸡蛋不收钱的事,也很为难,他想了想:“还是老办法,我们临走时,把钱留在她家神台上!”邓小平说:“好!”

4、坚决找回大爷的耕牛

一天晚上,邓小平和李达参谋长在金寨下楼房与漆店区委书记江川一起研究土地改革问题,一位姓漆的老人来告状,说他的耕牛被解放军牵走了。房东吴大娘说:“你胡讲什么,这里住的是人民军队,就是当年的红军,他们怎么会拉你的耕牛呢?”这时,邓小平刚好从屋里出来,问吴大娘发生了什么事。吴大娘就向邓小平说了漆老头找耕牛的事。邓小平便详细地询问了他丢失耕牛的情况,并且说:“真是解放军牵了你的牛,他一定会还给你的。”邓小平心想,这肯定是一场误会。于是,就叫江川和区武装工作队好好查查。第二天中午,江川报告说,前天夜晚,二纵十三团在黑河村和抢劫老百姓财物的土匪打了一仗,耕牛是土匪抢去、又被十三团同志抢回来的,因为当时不知道耕牛是谁家的,所以就放在十三团养着,他们准备开个群众会,让群众来认领。邓小平听了,高兴地说:“十三团考虑得很好,要让他们在群众会上好好宣传一下人民军队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欢迎人民群众监督人民军队。”第二天早上,漆老头提了一篮糍巴和一袋红芋来见邓小平,连声说:“我是来请罪的,你们军队这么关心老百姓,我却冤枉说你们军队牵了我的牛……”邓小平说:“一点误会,没有关系,你丢了耕牛向我们报告,说明你老人家相信我们。”漆老头一定要邓小平收下糍巴、红芋。邓小平说:“我们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请你老人家理解我们。”漆老头说:“你要是不收,就是看不起我们穷人,你们不是说军民一家吗?”邓小平看一时难以说服他,又见他满脸惭愧之情,便说:“我们可以收下你的东西,但必须付钱。”他叫警卫员拿一块银元给漆老头。漆老头说:“长官,你吓死我了!这点东西最多值几十文钱,你却给我这么多钱,我怎么也不能收啊?”邓小平说:“军民一家,就算是我们互赠的礼物吧。”

5、与普通百姓促膝谈心

土地革命时期,周宅有一对新婚夫妇,新郎叫张公森,新娘叫周时英,结婚那天,张灯结彩,一家人喜气洋洋。在一片欢声笑语中,新郎把新娘迎进了洞房。就在这时,从门外闯进来一个叫张小华的小伙子,他把新郎叫了出去。新郎这一去,直到五更未回。洞房里的新娘就在焦急等待中度过了一个漫长的新婚之夜。

第二天一大早,又来了一位青年男子,他捎来口信,说新郎在长岭关战斗中英勇牺牲了,说着就把新郎的血衣交给了新娘。新娘接过血衣,想着花烛未尽人已去,突然失去亲人的她,再也忍不住了,她一下子扑在新郎的血衣上,失声痛哭起来……

新娘含悲忍泪,料理了新郎的后事。在新郎坟前,新娘立誓,一生守寡,永不改嫁。

邓小平听了周时英的一番凄凉身世后,语重心长地对周时英说:“老妹妹,你是我们红军的好军嫂呀!”

那时,周时英已年过四十,仍然一直没有改嫁。她勤劳能干,说话轻言细语,有文化、“喝”了17年的墨水,肚里有主意。她爱精致、爱素净,总是把房间里、灶门口、菜地里,都收拾得服服帖帖干干净净。

一次,周时英对邓小平说:“我家有36口人,长工6人,去年12月20日就听说共产党的部队要打来,我们恐慌万分,我家老爷子带着家门先后出走了,只留下我和我弟弟时勉、弟媳漆承香,还有我维坤叔和孙子世常。我们没有走,因为我们是相信共产党的,共产党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而人民的军队是爱人民的,是不会乱杀无辜的。”邓小平不假思索地回答:“你说的很对!”周时英接着说:“1929年立夏节起义后,红军把我家的土地全都没收了。后来,我去找了周维炯,维炯叔按照我家的人口数,又分给我们50亩。”邓小平说:“那是对的!”周时英又接着说:“后来,我家德熙老爷子很不高兴,要去找维炯叔重分,我把他叫住了。我说这是共产党的政策,《政纲》和《细则》上讲的都很清楚,维炯叔是秉公办事的。”邓小平说:“谢谢你,你为我们做了群众的工作。”“区区小事而已。”周时英接着说:“后来,红四方面军撤离了,有些地主仗着国民党军队,对农民又进行了反攻倒算,使一些农民丧失了已分得的土地。我们家没有这样做。”“这是你的功劳嘛!”邓小平接着说道:“你做得很对呵!可惜呀!象你这样的开明士坤太少啊!”

过了一会,周时英又换个话题说:“现在你们成立了贫农团和农会,开始分浮财,我们有些地主警觉很高,一听说,就把粮食和贵重物资都运走了,有的出卖变成现款带走了,我们家就是这样做的。现在想起来,有些愧疚。当初,我们就不应该这么做。”邓小平听了温情地说:“老妹妹,话是这么说,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你是拥护我们的嘛!你虽然没有给我们财粮,但你家的房子都给了我们住,屋里的东西还给我们用。你的弟弟和你的弟媳天天为我们做饭、洗衣服,还把自己的衣服毁掉为我们做军鞋。你的孙子天天为我们烧水、泡茶、放马、喂马,你的维坤叔不仅把下锅的米拿出来给我们吃,还常常为我们带路、送信、跑外交,这些不都是在支持我们工作吗!你的贡献就更大了!你丈夫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光荣牺牲,你为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情报,我要好好地谢谢你啊!”

6、实事求是开展土改

和周时英的这次聊天,给了邓小平一些启发。不久,邓小平就在周宅召开了贫农团代表会议,进一步了解土改情况。贫农团反映,不断有农民将分给自己的田地上插的牌子偷偷地拔掉,不敢接收。经过认真分析,大家认为这里敌情严重,群众有顾虑,如果强行土改,不但不能发动群众,还要脱离群众,这是很危险的。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情况,掌握更多实情,邓小平决定,再到周边县域了解一下。

1月16日至23日,邓小平、李先念先后来到金(寨)、商(城)、麻(城)边区进行调查,陆续发现到一些不正常现象。总结起来,有这么几种:有的地方在打击地富时,侵犯了中农的利益,分了中农的田、动了中农的产;有的地方分财物、分田地时,只有少数积极分子敢分敢要,多数基本群众不敢分、不敢要或只敢要弱小地富的财产和田地,而不敢要有势力的豪绅地主的财产和田地;有的地方甚至是因为干部做了很多宣传番解释工作,群众没办法、只有表面上要了,等干部一走,又把分得的财产、田地送还给地主;有的地方、有些群众,白天勉强接收了,夜晚又送还了,甚至还给地主、富农赔礼道歉;有的地方表面分了,背地里却和地主、富农达成协议,改为租田关系,还有一些地方的地痞流氓利用外来干部不了解新区情况的弱点,冒充“积极分子”霸占斗争果实;“在分浮财中,贫农几乎没有分到什么东西。”此外,一些地方还出现了破坏城镇工商业和乱捉人、乱打人甚至乱杀人问题。

中原局得知这些情况后,指示:“各区严重注意”,并根据党中央指示精神,电示各地:“过去我们在策略上犯了打击面(宽)的错误,今后应注意”;提出“杀人愈少愈好,禁止乱杀”,规定“对中农应检查,过左的即纠正”,对“中农采取不动政策”,“在中心区暂不斗富农的财,在游击区暂不动富农、小地主”,“对富农作些让步,退还一部分财产”,让“逃亡的地主富农回来”,“务求做到团结大多数,孤立敌人”。经过比较详细的调查研究之后,同年1月24日,邓小平一行回到了下楼房周宅。在周宅,邓小平对调查的资料进行了一番深入的研究,并进行了认真的构思和酝酿,及时召开干部会议,讨论研究纠正方案和具体办法。

1月30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份《关于大别山的阶级情况与几个政策问题》的综合报告,分析了大别山区的特点和阶级状况,第一次正式提出了划分两种区域(巩固区和游击区)、实行不同的政策和策略的观点。

《报告》共分六个部分:一是大别山区的特点;二是大别山区1200万人口,我们要力争600万人巩固区(经过严重的斗争),另有一半人口的地区则将是较长时期的游击区;三是在游击区域一时期还说不上平分土地,但应深入宣传土地法大纲及我军在游击战斗中坚决执行的打土豪分浮财、组织秘密贫农团,积极发动群众的政策;四是国民党在统治区普遍实行管教养纪四位一体的保甲统治;五是现尚未发现开明士绅出面与我合作;六是商人对我的态度一般尚好,因我负担很轻或尚未负担,买卖公平。

《关于大别山的阶级情况与几个政策问题》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分析了大别山区的土地改革状况、阶级状况,提出了许多正确的思想和政策。《报告》象一剂清凉剂,使“左”的急性土改的温度迅速降了下来。正是在这一报告的思想指导下,大别山区的土地改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健康地发展起来。

后来(2月4日),中原局民运部根据毛泽东《目前形势与我们的任务》的报告精神,针对大别山区在土改中侵犯中农利益的情况,发出了《关于团结中农问题的指示》,强调指出:“在目前农村阶级斗争白热之际,必须明确的依靠贫农并与中农联合,若在联合中农问题上不给以应有的与适当的注意而使贫农的斗争陷于孤立,那是很危险的。”

随后(2月8日)邓小平在《覆毛主席征询新区斗争策略与群众组织形式的问题》的报告中,根据大别山解放区在土改运动中所犯之急性病错误的教训,提出“在新区树立两个观念非常必要。1、根据地之建立与土改之完成,要经过相当长的过程,绝非一年两载所能达到。2在斗争策略上,应分阶级分地区的逐步深入,开始应缩小打击面,否则必犯急性病和策略上的错误。针对大别山区前期斗争情况,邓小平写道:“我们南进后,由于对形势过于乐观,对困难估计不足,企图迅速完成土改,确定根据地,故五个月的成绩尚微,确有急性的毛病。”毛泽东十分赞同这些意见,并向全党批转了这个报告,指出:“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邓小平的报告中提出的新区土改政策,被中央所肯定,成为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依据。从此,大别山区的社会秩序明显好转,春耕生产大有起色。群众说:“早这样办就好了!”

次年2月2日,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率前方指挥所,经过界岭,来到长岭关郑湾,在郑贤康家宿营。第二天,邓小平喂马,边喂边绕有兴致地对几个战士说:“这第一乐事,就是拔草喂马。看着这宠然大物,温驯地磨动它松软的大口、整齐的犬牙,在你手中吃嚼青草的时候,你觉得它有说不尽的妩媚呵!”逗得战士们哈哈大笑。第三天他们就离开了。留下的马槽,长1.5 米,宽0.7米,深0.5米。马槽一直在郑贤康家保管着。

2月4日,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率前方指挥所来到红家榜。红家榜原名洪家塝,1982年金寨县在开展地名普查时更名为红家榜。当年邓小平一行就驻在红家榜廖允茂的老屋。老屋共计11间,光绪21年建造。廖允茂是个士绅,在汤家汇笔架山念过书,直接受到詹谷堂、袁汉铭、罗选青等老师的教育。

有人回忆说,当年,他看到一个人身穿灰色军服,骑着一匹大白马过来,个子不高,大大的眼睛,听说是邓小平。不一会儿,来个士兵,递上一份电报,另外一个人接过电报,交给邓小平。邓小平看过后,在上面批字,传给士兵,士兵接过电报,退三步,行个军礼,转身,骑马而去。邓小平在红家榜期间,每天就出来两次,天亮出来一次,傍晚出来一次,他出来就在屋前屋后溜达溜达,后面还跟着几个警卫员。40分钟后,他就进屋里不出来了,一天三次的饭都是送去吃,吃了饭就看报纸、听电台、写文章。

2月7日,中央军委电令邓小平率前方指挥所和野战军主力转出大别山。这时的邓小平还在红家榜。2月9日,邓小平签发就部队情况向军委发出的报告:“我野战部队在大别山内,一时很难打到好仗,辗转消耗,亦不合算,集中作宽大机动,并利于粟(裕)的机动,实属必要。主力兵团不宜抽得过早,应对粟的机动以配合,故须留在大别山,再打一个月的圈子。我们指挥所则相机转移与野后会合,部署作战。”此报告经中央军委批准后,前指一面指挥反“围剿”作战,一面部署主力撤离后的地方工作,并公开提出“精简笨重武器”、“走出大别山就是胜利”。腊月三十晚上,邓小平乘人们都在屋里过大年、守年岁、不出门、不串门。命令部队将炮弹等贵重武器和物资,悄然无声地搬运到两华里之外的东冲村张湾和鹿湾两处的古墓穴里,储藏起来。

2月12、13日,邓小平、李先念、李达率前方指挥所走出大别山金寨县,北渡淮河。2月24日与中原局和刘伯承、张际春所率之后方指挥所在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以南之韦寨会合。

1948年3月29日,刘邓野战军主力全部转出了大别山区。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一共度过了216天(从1947年8月27日至1948年3月29日),其中在金寨运筹帷幄56天。在56天期间,刘邓大军先后解放县城23座、歼灭敌人正规军6千余人、反动地方武装8百余人,并建立了17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完成了在大别山地区的战略展开,取得了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第一个回合的胜利。第二个回合是积极寻机歼敌,进一步完成战略展开。第三个回合就是把内线作战和外线作战相互配合起来,实施战略再展开,粉碎敌人对大别山的疯狂进攻。经过三个回合的斗争,刘邓大军终于在大别山站稳了脚,并且深深地扎下了根,胜利地实现了毛主席指示的三个前途中最好的一种。

7、心系老区情不了

建国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同志仍然牵挂着金寨老区人民。

1960年2月1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一行由合肥驱车来金寨视察,上午10时许到达梅山水电站宾馆。同行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长彭真,候补书记杨尚昆等领导同志。中共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省长黄岩,中共六安地委书记杜维佑、行署专员赵子厚等陪同。

邓小平得知金寨修建梅山、响洪甸两大水库,淹没了良田、山场,加上自然灾害,人民群众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后,深感焦虑。他说,金寨人民对中国革命有很大奉献,革命战争年代有10万英雄儿女参军参战,今天为社会主义建设又淹没了10万亩良田,我们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关心老区人民的生产、生活,要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度过灾荒。

当时,由于极“左”思想的影响,全国各地不少地方刮起了“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为了教育在场的同志,邓小平强调要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所有工作都不能脱离当地的实际情况,生产上要讲究科学,可以先试验,成功了再推广。要切忌瞎指挥、蛮干,办什么事情都要考虑到人民的利益。当前最重要的是要煞住社会上的“浮夸风”等歪风邪气。

邓小平还严肃地指出,要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要敢于和各种破坏民主集中制的现象作斗争。我们要办的事情,要经过党委“一班人”认真研究,靠大家出主意、想办法,要实现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党委和政府的领导同志要善于调查研究、体察民情、了解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

针对金寨山区山高地少、土地贫瘠等实际情况,邓小平指出,山区耕地面积少、山场面积大,要抓好见效快的绿化造林工作。比如福建省山区有一种“桉树”,成林快、树干直,不妨引进栽培、推广。还有其他方面适合山区的多种经济生产,也要抓,要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红色思源网 通讯员胡遵远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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